闪烁其辞是什么意思啊-闪烁其词的意思及成语解释

1.男人心里有没有你，聊天时问他哪些问题，立马就有答案？

2.如何正确处理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

3.李白的祖先是谁,李白出生于何处

4.柴荣就没有留下一些心腹忠臣吗？为什么赵匡胤如此轻易就得手了呢？

男人心里有没有你，聊天时问他哪些问题，立马就有答案？

男人心里有没有你，聊天时问他哪些问题，立马就有答案？1.我们在运营一段爱情的情况下，会急切地期待另一方内心全是自身。

爱情是自欺欺人，或是是不过是我们自己在自嗨而已，一段爱情也就没了再次走下来的必需。由于爱情一直全是两人的事。是两人的圆舞曲，要两个人一起跳才更有意义，一个人走完的几乎都并不是爱情。情投意合的爱情才算是较好的，才算是最值得拥有的，也是最极力推荐的。而想知道男人内心是否有自身，实际上不用测试，在交流的情况下询问他这个问题，立刻就有答案。想要知道男人的实际心理状态，询问他：“大家什么时候结婚啊”

想知道男人内心是否有你，不用测试，不用一遍又一遍地了解“你爱不爱我”，这种是可以表演来的。大家只要问这个问题就充足了，“大家什么时候结婚啊”。为什么说只需问这个问题就充足了。由于全部的爱情发展趋势到了最终，都是会从铭心刻骨变成了平平常常。

此刻，神秘感也没了，当时让自身砰然心动的那人。的变化而褪掉了任何的光晕。在这个分界线上，有的爱情有着了稳稳的幸福，从砰然心动迈向了习惯性；有的爱情则是突然之间就散开，深爱着爱着就淡了，此后山南水北，与君别于江湖。

2.决策了这种局势产生的缘故

就取决于两人怎样应对以后的问题，是压根就没考量过，或是一眼万年，早已准备好啦给别人一个平稳的将来。杜拉斯说：“一个人爱着你，他的眼中会出现疼爱，如果不爱，就仅有冲动。”有时，爱或不爱，就在这些最直率的问题中展现了它的回答。若是犹豫、迟疑或者否认，那就是内心并没有大家

读者和前男友在一起的情况下，那时候已经是二十五的岁数了，两人在一起也是有三年的时长，也该到了结婚的那时候了。读者不经意地提出了这种话题讨论，可前男友要不便是不接话茬，要不便是转移话题，总而言之便是闪烁其辞的心态。之后，读者感觉如此下来并不是个方法，就直接了当地问道另一方，究竟什么时候结婚。前任说，自身现阶段压力大，买不起房屋，不愿就这样早地被绑在婚姻生活之中。可实际上，前任给读者的感觉便是从没考虑到过要娶她，所说的没有钱、压力大不过是托词而已。

3.前任感觉没有什么，可读者耗不起

自身压根就等不了那么多的三年。她挑选了分开。之后，她碰到了在职，也就是目前的丈夫。他话少，但是在彼此之间交往的那几年，他一直都在认真工作，只为了更好地给读者一个平稳的将来。

你看看，有时爱或不爱，在意与不在意，便是利用那些小细节来找到答案的。针对女生而言，爱情关键，可一个男人的品格也一样关键。若是没法给与大家一个可以看得清的将来，那麼如此的爱情就算是具有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文学家张小娴说过：“在挑选另一半的情况下，那一个男人，他可以穷，可以长得不好看，可以很一般，可是他肯定不能，并没有担任。”对给不了大家将来的人而言，离去就是较好的摆脱。

如何正确处理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

要正确处理早恋和男女生正常交往的关系。

每一个步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随着生理的逐步成熟，会开始关注异性同学，并希望了解他们，与他们交往，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关键是青少年如何正确处理早恋、男女生正常交往的关系。不要过分地敏感，不要以为异性对你好一点就是爱上了，也不要动不动就向人家表达爱。众所周知，异往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异往在个体成长历程中的各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学生心理萌发的异性吸引是性心理和性生理走向成熟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正常的自然表现。对中学生而言，异性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不仅有利于学习进步，而且也有利于个性的全面发展。一般来讲，既有同性朋友又有异性朋友的中学生，往往性格比较开朗，为人诚恳热情，乐于帮助同学，自制力也比较强；而那些只在同性同学中交朋友的人，往往缺乏健全的情感体验，不具备与异性沟通的社交能力，社交范围和生活圈子也比较狭小，人格发展不甚完善。如果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处理不当，也会影响和妨碍中学生的学习和身心健康，带来情绪和行为上的困扰。男女同学之间的异往是有利有弊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起积极向上、健康发展的异性关系

(1)自然交往。在与异往的过程中，言语、表情、行为举止、情感流露及所思所想要做到自然、顺畅，既不过分夸张，也不闪烁其辞；既不盲目冲动，也不矫揉造作。消除异往中的不自然感是建立正常异性关系的前提。自然原则的最好体现是，像对待同性同学那样对待异性同学，像建立同性关系那样建立异性关系，像进行同往那样进行异往。同学关系不要因为异性因素而变得不 舒服或不自然。

⑵适度交往。异往的程度和方式要恰倒好处，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既不为异往过早地萌动情爱，又不因回避或拒绝异性而对交往双方造成心灵伤害。当然，要做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有时也并不容易，只要做到自然适度，心中无愧，就不必过多顾虑。

⑶真实坦诚。这是指异往的态度问题，要像结交同性朋友那样结交真朋友。

⑷留有余地。虽然是结交知心朋友，但是异往中，所言所行要留有余地，不能毫无顾忌。比如谈话中涉及两性之间的一些敏感话题时要回避，交往中的身体接触要有分寸等。特别是在与某位异性的长期交往中，要注意把握好双方关系的程度。

李白的祖先是谁,李白出生于何处

关于李白的身世

关于李白的身世，最原始、最权威的记载只有两个，一是李白后认的族叔（从叔）、宣州当涂县令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一是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为李白所作的墓志铭《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后世所有李白传记中凡涉及身世、籍贯等等问题，无一例外皆依据于此。

可是这两处记载却语焉不详，漏洞百出，令人生疑。

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然自穷蝉至舜，七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谍。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

二说当以李阳冰为先，因为此文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即762年十一月，李白新。李白因永王案下浔阳狱，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在江南一带颠沛流离，后投奔族叔、时任当涂县令的李阳冰，卒于当涂。而范传正不仅是和李白有过通家之好的范伦之子，还做过李白墓所在地的父母官，寻访到李白的两个孙女，为李白迁过坟，时在元和十二年（818年），距李白年仅56年。

细细品味这两段记载，疑点甚多。“绝嗣之家，难求谱谍”，李白没有家谱；“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李白祖上隋末逃到了碎叶；“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李白的父亲在神龙初年潜回，神龙初年即705年；“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李白出生时，其父指李树恢复了李姓（天枝即李树，避皇室“李”讳）。李阳冰和范传正都说，李白的父亲是神龙初年（705年）潜回广汉后才生的李白，可是李白自称以及所有知情人都指李白生于701年，显然是李白父亲在碎叶生下李白后才潜回的；潜回时，李白已经四岁，又谈何在其出生时恢复李姓呢？况且原来并非李姓，一复姓居然就复了个国姓！

二人又说，李白祖上因为获罪，逃到碎叶，隐易姓名。是什么样的罪名使他们隐姓埋名呢？几代之后，李白的父亲尚且还要“潜回广汉”，一个“潜”字，把这种罪名表露得惊心动魄——即使过了这么多年，祖上的罪名依然是巨大的阴影，李白的父亲依然生活在被追杀的恐惧之中。而这个父亲更奇怪，“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这分明是变换了姓名，因为客居逃亡的地点，就以“客”字换作名字。那么他原本姓什么呢？无解；因为后来李白出生时才复了李姓。

李阳冰又说：“（李白祖先）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什么叫“易姓为名”？字面解释是把姓变作名。什么叫“把姓变作名”？（后详）

——至此，李白非常亲近的一个族叔，一个故人之子的一篇序，一篇墓志铭，就写成了两篇诡异的怪诞小说，也彻底把李白的身世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二人又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乃西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而李暠乃李广十六世孙。查李广三子：当户，遗腹子李陵；椒，子嗣无载；敢，一女一子，俱侍奉太子戾，子名禹，戾太子失势，有人诬告李禹欲投奔李陵，“下吏”。而李陵降匈奴后，单于赐姓拓跋氏，已不复李姓。“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所以，可能的李广二子、三子的后裔，当蔚为陇右李姓豪族；李陵的后裔即使后来归宗，也不会直承为李陵后裔。恰与李白情势同一。

所以，世代为河西豪族的李暠的家族，必是李广二、三子后裔无疑。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下诏，宣布李暠为始祖：“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房子孙，并宜隶入宗正，编诸属籍。”

如李白确为李暠九世孙，对李白宠幸已极、“亲为调羹”的李隆基，为什么不予承认，不把李白隶入宗正寺呢？天宝二年（743年），玄宗始特批准李白隶于宗正寺，亦被编入皇族户籍管理。毫无疑问是玄宗的厚爱开的后门，因为李白并无任何可资以证明的谱牒。即使如此，有唐一代，皇室也从未明确过李白的同宗身份。

李白此人，一生热衷于功名。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白33岁，就开始了持续他一生的“干谒”生涯。

第一个对象是韩朝宗，时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对这个平庸的官僚，李白自称“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继而无耻地说“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与韩荆州书》）；但是马上后悔，同年，李白作《襄阳歌》，直讥韩荆州是“***剥落生莓苔”；后又自嘲说：“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竭力对自己“干谒”的无行加以淡化和美化。

既然如此，李白为什么不参加科举呢？毕竟，这是古代“布衣”惟一出头的机会啊。

我的好朋友郭灿金，在《李白：谪仙外衣之下的大唐孤儿》这篇奇文中，有剀切的剖析：

身世之谜，这一点对李白来说是致命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让热衷于成就功名的李白不得不面对难以走进科场的残酷现实。

据《唐会要》和《新唐书》诸书对科举的记述，唐代的科举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应试考生全部来源于两种渠道：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馆，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拔送到尚书省的，这类考生叫生徒（这类考生占据绝大多数，天宝年间曾多次发文告申明举人须经国子监就学方能应试，禁止乡贡）；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这类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新唐书·选举志》）。经过初选，这些考生以举子的身份赴京，到京都的第一道手续就是到尚书省报到，尚书省的有关机构（户部）则对考生的身份进行考核检查，而必检项目则包含考生的家状。家状是考生所写的家庭状况表，内容包括籍贯及三代名讳，按五代旧制，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不得罔冒”，否则，对其保举人也将追究责任。

因此，李白处境的艰难就可想而知：李白的祖上不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决定了李白不能入国子监这类学校就读，无法以生徒的身份出线；剩下的就只有乡贡一条出路。但是，即使乡贡，同样也需要明确的家世背景，李白的父亲“潜还广汉”，其祖父、曾祖一定是客他乡，谈何迁葬？仅仅一桩家状的小事，对李白来说就是天堑，没有人斗胆敢为李白担保，李白，天纵之才李白就这样输在了起跑线上！不是合法公民的阴影，如影随形，伴随了李白的前半生。李白“三无人员”的国家和社会定位，使他喊出了真真切切的牢骚：“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因此，李白切肤之痛地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只是发迹前的卧龙先生说的，当不得真。李白的不屑仕进看来是有历史问题的必然结果，这是制度和规则崇拜的必然结果。李白心中无限的委屈与深深的烦恼，只是化为后代文学史上不学无术的一句话：李白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不屑”二字，勾销了李白所有的委屈和烦恼，李白无穷的难言之隐，就这样被后代的文学史家们轻轻地一洗了之。

柴荣就没有留下一些心腹忠臣吗？为什么赵匡胤如此轻易就得手了呢？

周世宗柴荣在去世前夕，担心政局有变，本着互为制衡的方针对禁军的兵权作了调整，使得赵匡胤并未完全控制禁军（赵之所以于周世宗去世半年后乃敢发动兵变，很大程度上源于此）。而且周世宗还留下了一道临终遗命，选定了“托孤”大臣：“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也就是说周世宗希望在自己后，由王著作为顾命大臣，出任宰相辅佐朝政。但不幸的是，这道遗命被时任宰相之一的范质与赵匡胤合谋废除了。

另外，赵匡胤发动兵变的代周事件，并不像诗歌所描述的“一着黄袍便罢兵”般轻松，而是颇为曲折的。赵匡胤兵变回师，至陈桥门时就吃了第一次闭门羹：

“艺祖拥戴之初，陈桥守门者拒不纳，遂如封邱。”

而当他们到达皇城的宣祐门外时则更为惊险，据《梦梁录》记载：

“初，宋太祖受禅，驾自宣祐门入，守关者施弓箭相向，弗纳，移步趋他门而入。”

更令人侧目的是，在兵变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流血事件。这就是后周的开国将领韩通被杀：韩通听闻兵变消息后，急忙从宫廷中奔出，被兵变先锋军校王彦升所杀。这也是赵宋开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流血事件。

基于以上，下列几个问题就值得思索了。1、周世宗的临终遗命为何被废？遗命被废后政局又发生了哪些变动？2、赵匡胤在周世宗去世时，具备哪些足以代周的优势，又是什么原因使他没有在世宗新丧之际夺权，而是拖了半年之久？3、殿前司的衙门就在宫城左掖门旁，为何赵匡胤不直接发动宫廷政变，却采用陈桥兵变的方式？

周世宗临终遗命的废除及此后的政局变化

“陈桥兵变”前，后周大臣中就曾有人向丞相范质上书名言赵匡英有觊觎皇位野心，但范质却并未理会。当此“主少国疑”之时，堂堂一国之相难道真的如此缺乏政治常识？而且兵变前夕，“出兵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的民间谣言早已传开来，可为什么包括范质在内的后周君臣却偏偏一无所知，竟嗅不出一丝异常？周世宗去世之时，禁军大全并未操之于赵匡胤一人之手，可是半年之后，禁军却全为赵所控制，这种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我以为，凡此种种，均与“匿废”周世宗的临终遗命一事有关。

关于周世宗的临终情形，《资治通鉴》有明确的记载：

“大渐，召范质等人入受顾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质等出，相谓曰：‘著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慎勿泄此言。’是日，上殂。”

这段记载暗含了周宋禅代之际的关键信息。因为与范质共同废除周世宗遗命的不是别人，正是半年后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司马光和北宋其他史家所修史书，对此均闪烁其辞，只言“范质等”，而不言及于宋太祖，只是史家笔法而已；至元人修《宋史·王著传》时，方才道出底蕴：

“著有俊才，世宗以幕府旧僚，眷待尤厚，常召见与语，命皇子出拜，每呼学士而不名。屡欲相之，以其嗜酒，故迟留久之。及世宗疾大渐，太祖与范质受顾命，谓质等曰：‘王著藩邸旧人，我若不讳，当命为相。世宗崩乃止。著善与人交，好延誉后进，当世士大夫称之。”

可见，王著嗜酒是实，但却并非酒囊。周世宗之所以对他十分器重，除了“藩邸旧人”这一原因以外，恐怕更重要的还是看中了他的“俊才”和在士大夫及士人中的威望。周世宗对臣下素以要求严格著称，像周世宗这样英明的君主，如果说还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

“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名声，无所开宥。”

所以，像王著这种“嗜酒不检”者，若非另有十分明显的长处，恐怕是不会得到世宗如此器重的，更何况这种器重还包含了很庄重的“托孤”意味！

赵匡胤亦是周世宗的“藩邸旧人”，自然知晓王著的为人、才干和其在世宗心中的地位，如果让这样的人出任宰相，铺佐后周幼主，无疑将为自己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上设置下障碍。宋太祖当时虽然兵权在握，但却从不轻视文臣的力量。如在先周世宗三个月去世的宰相王朴面前，他就一直是恭恭敬敬，诺诺“唯唯”。甚至在他已经做了皇帝以后，看到王朴的画像，竟也“整御袍襟带，磐折鞠躬”，并对左右随从解释说：

“此人在，朕不得著此黄袍。”

由此，也就不难推知赵匡胤为什么要与范质联手废除世宗遗命。

至于范质，可以相信，其废除世宗遗命的动机当与赵匡胤有所不同，但若说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动机也是不大可信的。作为当时三位宰相中唯一的一名“顾命大臣”，范质自然深晓自己目前的地位和王著出任宰相后自己的地位将会有何种变化。这种考虑，很容易驱使他与赵匡胤站到一起，使这位平日尚能“以廉介自持”的人在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不甚光彩的角色。

废除周世宗关于以王著为宰相的遗命，对赵匡胤来说，其意义又远不止干排除了一个有可能成为自己迈向皇位的障碍；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机缘，他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执政文臣的认同、关照、支持，而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认同和关照等又会变成对赵匡胤篡国阴谋的庇护。而且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郑起……显德末为殿中侍御史，见上（指赵匡胤）握禁兵，有人望，乃贻书范质，极言其事，质不听。”

郑起的“先见”之所以不能为范质所用，范质之所以对郑起的“极言其事”置若罔闻，决不是偶然的疏忽，更不会是“历数”的问题，而只能从范质对赵匡胤的庇护上寻找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中，禁军高级将领的任命、安排，亦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化。周世宗临终前，担心七岁的幼子柴宗训（周恭帝）为禁军所推翻，所以本着“互为制衡”的方针，对禁军高级将领进行了一次调整，使包括赵匡胤在内的任何一位禁军统帅都不可能在禁军中形成绝对优势。但在世宗去世后半年的时间里，禁军的领导权就又有了新的变动：

原来空缺的殿前副点检一职由慕容延钊出任，而慕容是赵匡胤素所“兄事”的故交；原来空缺或未详由何人担任的殿前都虞侯则由王审琦出任。王是赵匡胤的“布衣故交”，又是以赵匡胤为首的“义社十兄弟”之一，他与石守信一样，均属赵势力圈子中的核心成员。这样，整个殿前司系统的所有高级将领全由赵匡胤一派的人担任了。

在原来的侍卫司系统中，李重进、韩通是赵匡胤的政敌，袁彦与赵匡胤则素无往来，且有嫌隙，只有韩令坤一人与赵匡胤有兄弟之谊。但现在经过调整，韩令坤升任空缺的都虞侯一职，空出的职务则由高怀德接任；袁彦的职务则由张令铎取代。而高、张二人与赵匡胤的关系均极为密切，且一年后均与胤结为姻亲。这样，在侍卫司系统中的所有五个高级职务中，赵匡胤的亲朋好友则占了三位。而且，由于李重进一直领兵驻在淮南，实际上京城中只剩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通一人，不属赵匡胤一派。

殿前司与侍卫司是后周禁军中平行的两大系统，但因殿前诸军是周世宗亲手创立的，战斗力较侍卫司要强，故其实际地位亦高于侍卫司。赵匡胤是从殿前司发迹起家的，其根基亦全在殿前司系统中，但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中，他显然也控制了侍卫司系统。

周世宗去世后即位的周恭帝不过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故后周的一应军国大事自然只能由大臣代理。范质作为宰相和顾命大臣，其地位和作用至为重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上，为何会发生对赵匡胤如此绝对有利的变化了。自然，赵匡胤本人作为当时驻京禁军的最高首长，对禁军将领的任命亦会有相当的发言权。

事实上，上述局面的出现，应当说是范赵二人合作的结果。这样，以范赵二人合谋废除世宗遗命为契机，赵匡胤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后周中枢机构的支持，其势力急剧膨胀，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和操纵了后周所有主要军政部门。

总而言之，周世宗遗命的废除，正为后来赵匡胤篡周排除了王著这一大的障碍。范质虽无篡周之心，但为了维持自己在后周中枢机构中的绝对地位，则不得不在废除遗命，即“慎勿泄此”这一点上有求于甚至受制于赵匡胤。以此为契机，赵匡胤就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后周中枢机构的认同、支持、庇护。故陈桥兵变以前所有有关警惕赵匡胤篡周的意见均被蛮横压制，而同时赵匡胤却迅速地通过中枢机构的任命，排除了在京禁军中的政敌控制了兵权。

赵匡胤是如何夺取政权的

周世宗去世后，后周面临着如下形势：首先是“主少国疑”。而皇后符氏年仅二十三、四岁，缺乏治政经验和力量；其次是赵匡胤经过高平之战与淮南战场之后，在军中积累了巨大声望，履职殿前都检点后，又让他掌握了数万精兵。

然而要发动兵变，仅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够的。前任殿前都点检张永德也曾有过这些条件，但周世宗一纸命令，便到夺了他的实权。赵匡胤不会不知道，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政变成功的主要因素是高中级禁军将领的支持，尤其是把兄弟“十军主”的拥戴。

从基层逐次上升的赵匡胤正有一帮把兄弟，号称“义社十兄弟”，其中最出名的有石守信、王神琦、李继勋三人。他们都是汉乾祐时投入郭威帐下的，结为兄弟。经过几年的奋战，到世宗时，石守信任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为右厢都校，李继勋权知邢州。此外，尚有赵匡胤“尝拜为兄”的赵彦徽是虎捷右厢都指挥使。与赵匡胤之父有宗盟之份的赵晁是官河阳节度使。这些人已是中高级将领，手中掌握实权，他们希望从兵变中得到更大的好处。

即便如此，赵匡胤兵变的阻力也很大。最主要的阻力来自侍卫亲军司，其都指挥使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能征惯战，握有重兵；副都指挥使韩通，有勇寡谋，誓效忠周室。路州的节度使李筠，在镇“擅用征赋”，养兵三万，几乎是雄镇一方的割据势力。步军都指挥使袁彦也是与赵为敌的大将。此外，尚有不少中间势力。

总之，周世宗去世之时，赵匡胤虽有政变的实力，但反对势力甚强，而赵的准备不足。赵在登上最高军阶之前，有两大统帅在前挡道，尚无发动兵变想法，就任殿前都点检离世宗才四天，即使有代周之心，也仅在萌发阶段。

恭帝即位后，赵匡胤开始为兵变做准备。第一个重大行动是以侍卫步军都指挥袁彦为陕州节度使，解除了他在侍卫司中的军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为侍马步军都虞侯，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高怀德升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张令铎升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第二个重大行动是以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为淮南节度使，让他去路途遥远的扬州当节度使，保留军职。

这两个行动将侍卫司中的两名主要实权派排挤出去，由于两人改任节度使，李尚保留军职，比张永德稍强，他们还能接受新命，而韩通等人职务未动，不会对这些行动有更多的猜疑。新升官的三人中，高、张是赵匡胤的密友，韩则属中间势力，与此同时，王审琦也有铁骑右厢都指挥使升为殿前都虞侯。至此，在京的侍卫司里效忠周室的只剩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通一人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阻碍了。赵匡胤不能越过韩通，直接指挥侍卫司的军队，而如果不直接掌握这支军队，韩通运用他的合法权力，组织反抗，兵变就会出现流产的危险。如何逾越这个障碍？赵匡胤和他的智囊们不会不记得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夺权伎俩：

后汉隐帝950年11月28日，“河北诸州驰报，契丹深入”，后汉命枢密使郭威率大军北征，当军队到达澶州时，郭威发动兵变，打回京城，自立为帝。这个情报，不是完全虚构的，这年十月，契丹确曾南下，11月攻占内丘县，随即屠城而去。郭威由此事得到启发，将契丹北归改成深入，这样，本来枢密使不直接掌握军队，由于出任北征统帅，将军队控制在自己手里，顺利地夺取了政权建立后周。既然郭威可以将契丹北归改成深入，赵匡胤也可以无中生有地制情报，于是就演出了陈桥兵变的活剧。

960年正月初一，镇定二州来报“契丹入寇”，朝廷命赵匡胤率兵北征。此时赵大权在握，可以发动兵变了，但是赵没有发动。显然，赵和智囊们在考虑，慕容延钊正在澶州，万一不支持政变，甚至在拥周势力的鼓动下起兵反对政变，一昼夜即可赶到京城，倘若与韩通势力内外呼应，事情就会复杂化，而万一不能及时控制局势，外地的李重进等联合反扑，政变就有流产的可能。

尽管这一切仅仅是可能性，也必须事先严加防范，才会万无一失。因此，赵决定命慕容延钊于正月二日率前军出发，为了让人们深信不疑，同时宣布自己于次日率大军离京北上。三日晚，赵到达陈桥驿，此时，前军已渡过黄河。四日凌晨，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拥戴下，黄袍加身，率军返回京城，心腹将领王彦升杀掉韩通，罗彦坏仗剑胁迫宰相扶赵匡胤升殿。五日，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兵变一举成功。

小结

历史的书写往往是根据后果去追前因。这样倒着写历史的方式，往往会为成功者寻找成功的理由，而失败者的踪迹却渐渐减少。赵宋代周历来为后人津津乐道，以为赵氏在兵变之前就已顺承天命，早已得到将士民心，兵变时又部署精准，代周是水到渠成之事。但根据我们个体的生活经验，又哪里会有如此轻易顺遂之事？更何况于封建王朝换代这样的大事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