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孤道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称孤道寡的读音是什么

1.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宦官时代出现在什么时候？

2.除了“朕”，古代帝王对自己的称谓还有哪些？

3.鼎盛中原的奠基者是谁？

4.1893年是清朝还是民国

5.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去的故宫国宝最后都去哪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宦官时代出现在什么时候？

　宦官：古代专门供皇(王)室贵族使唤的奴才，身份卑贱、地位低下，比如，星爷主演的《九品芝麻官》到了尾声，有一段包龙星与李公公的“唇枪舌剑”，李公公被冠上了“阴阳人”“不忠不孝”“人妖”几顶帽子。

至少在西周，宫廷就“招聘”了一部分宦官，充当杂役、传达王命，那会儿倒不能完全将宦官与阉人划等号。尽管，阉人在更早的商朝、甚至夏朝就已经出现，直到东汉，宦官才完全要求由阉人充任。他们被称作内侍、中官、寺人等，至于“太监”，最早见于辽代，而且专指级别很高的宦官，将太监作为宦官的统称已经是明清时候的事了。民间就更有意思了，明清时，北方人(特别是老北京人)亲切地称之为“老公”或“公公”。

在世人看来，他们只须做好自己的差役，“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有非分之想，毕竟是“刑余之人”，天生低人一等。然而，人家整日陪在天子身边，又是后宫与朝廷信息传达的中介，但凡手上稍微管点事儿，就可以蒙蔽圣聪、要挟百官、窃取权柄、为非作歹。

秦、东汉、唐、大明，这几个是历史上宦官专权最猖獗的时代，说来也怪，都是大一统、影响力大的王朝。据笔者总结，东汉的宦官专权更具典型。

东汉和帝即位时还是位十岁的小朋友，就在他长到14岁的时候，联合宦官郑众将太后老窦家的势力一网打尽，真是少年英俊!尽管，宦官势力真正开始膨胀是在他的皇后邓绥去世以后，不过东汉和帝的那场政变确实让后世的年幼之君领教了，如何“借力打力”，回收权力。

梁家的妹妹成了东汉顺帝的皇后，哥哥梁冀也成了大将军，权倾朝野，桓帝即位后对他十分不满，联合了单超等五位宦官，派兵包围了梁府，梁冀及其家人、门客被一网打尽。五位宦官在同一天封侯，为首的单超食邑两万户。想当初，萧何辅佐刘邦打天下，是开国元勋、首功之臣，竟然不如单大人发动一场政变挣得多。

汉灵帝时，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宦官权倾天下，被称为“十常侍”，对上忽悠皇帝，对下鱼肉乡里，汉灵帝不闻不问，终日只顾纵欲享乐，甚至经常吆喝：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

宦官们“咸鱼翻身”，掌握了朝政大权，挤入了贵族行列，便开始疯狂的报复社会。为了让自己的“香火”传承下去，也像正常男人那样娶个媳妇儿，收养儿子。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曹腾了。曹腾任“大长秋”(宦官的最高职位)，纵然有些劣迹，在东汉后期的宦官当中还是比较和善的角色，他的孙子(养子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曹操。魏明帝曹叡统治时期，下诏追尊他爷爷的爷爷——宦官——曹腾为皇帝，庙号高祖。要知道，大明朝著名的太监刘瑾、魏忠贤权势熏天，到头来也只敢称个“九千岁”。

威廉说，宦官原是皇帝回收权力的工具，后来却能左右朝局、一手遮天，与皇帝的依赖、信任是密不可分的，大臣们不受待见，看到朝政、社会被宦官折腾成这个样子，先后几次发难，到头来还是不断重复同样的悲剧。

除了“朕”，古代帝王对自己的称谓还有哪些？

我们在看很多古代的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皇上发号施令，他很多时候有着不一样的自称，广为人知的就是朕。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孤、寡人等等。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朕，朕是我们最常见到的称呼，但实际上这个称呼并不是皇帝的专属，古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代名词。

在秦始皇没有统一六国之前，这个朕是每个人都能用的，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这就成了皇帝的专属自称了，除了皇帝谁都没有权利使用，谁再敢这样叫，那就是要被杀头的。

第2个称呼为寡人，寡人其实是寡德之人的意思，应该是皇帝的自谦。但这个自称可就不仅仅是皇帝可以使用了，古代的诸侯将相都能够使用，尤其是在先秦时代，很多诸侯一般都以寡人自称。但是到了唐朝以后，寡人也就成为了皇帝自己独有的自称。

第3个称呼为孤，孤和寡人的意思相差不多，都是一种自谦的称谓。一般称作某人为“称孤道寡”也就意味着他做皇帝了。此外还有孤家寡人的说法，现在的意思意味着某个人被独立。

在春秋时期孤和寡人还是有所分别的，诸侯平常称自己为寡人，如果遇到了不好的事情就称之为孤。随着时间的转移，两个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都成为了皇帝专属。

还有一种称谓是予，在先秦的时候用的比较普遍。自先秦之后，就没有多少人在使用了，主要用于皇帝对于先王或者长辈的自称。

鼎盛中原的奠基者是谁？

在社会大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如何选择举旗的时机？在群雄并立、政纲废弛的状态中，如何收拾整顿残局？在发生严重的宫廷变故时，如何决定取舍去留？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较为明智、妥善地处理了这些问题，功不可没。

隋末的社会中，各种政治势力交相争雄。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雄才大略，深思熟虑。他适时起兵，定鼎关中，征服群雄，再建一统，并革新制度，奠定了有唐一代的统治基础。晚年虽因“玄武门之变”退居二线，但顺时应势，颇识大体，终获善终。在开国皇帝之中，称得上是一位佼佼者。

出身于关陇高门的唐高祖李渊，早年颇具盛名，也有功绩。在隋炀帝末年任太原留守时，适时起兵，攻占长安。一旦时机成熟，便果断“受禅”，建立了唐朝。

李渊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自称是十六国时期凉武王李暠的七世孙。他的祖父李虎，父亲李昞，均为北周功臣，封、袭唐国公。李渊也因此在7岁时袭唐国公的爵位。青年时代的李渊，倜傥豁达，宽仁容众，加之出身于关陇高门，颇有盛名。他的妻子窦氏，是隋朝贵族神武公窦毅之女，隋文帝独孤皇后又是李渊的姨母，因此在隋文帝时，他历任谯州（今安徽亳县）、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县）刺史。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当时天下乱象已显，太原是隋帝国的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饷丰沛，李渊自然十分高兴。在太原期间，他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图大举。在军事上，他以自己所统帅的五六千余军队，一举击溃由甄翟儿率领的号称“历山飞”的几万农民起义军，充分显示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军威也因此而大振。在政治上，他积极笼络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商，如晋阳令刘文静、鹰扬府司马许唐高祖李渊像也绪以及唐俭、武士蘸、崔善为等都投靠了李渊，其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也分别在河东、晋阳一带交结英俊之才。就在这年的二月，马邑人刘武周起兵，杀掉了太守王仁恭，并自称天子。李渊遂以讨伐刘武周为名，自行募兵，李世民、刘文静等人也在李渊指挥下，四处活动，招揽人才。

面对当时国内变乱四起、分崩离析的局面，包括李世民在内的许多人，都劝李渊公开起兵，逐鹿天下。但李渊老谋深算，不肯轻易举旗。史传上曾说，为了迫使李渊下决心，在李世民的指挥下，太原令刘文静和晋阳宫监裴寂，以灌醉李渊，乘机让隋炀帝的两个爱妃侍寝的办法（大臣与皇帝爱妃交接是罪不容赦的罪），把李渊“逼上梁山”。其实，李渊不肯过早地起兵，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积蓄力量，在混乱中审时度势，看准时机后，果断行动，更容易走向成功。当李渊有了一定的军事、政治势力，国内的局势也有利于他起兵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只蓄不发的。

就在李渊大力发展自己势力的时候，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对李渊借讨伐刘武周之名招兵买马产生怀疑，隋炀帝也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关于姓李的人要夺江山的谶语十分警惕，王、高二人密谋李渊。李渊得知后，以王、高勾结突厥准备人寇为名，迅速将二人收捕，恰巧这时突厥入侵，一下子坐实了王、高的罪名，李渊立即杀掉王威、高君雅。之后，宣告与突厥和亲，并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突厥可汗送良马千匹来太原与李渊交易，并答应遣兵护送李渊到西京长安。在得到突厥的承诺后，李渊无后顾之忧，公开传檄天下，宣布起“义兵”，以安隋朝天下。

晋阳起兵后，李渊决定进军关中，直取长安，以号令天下，图谋大业。当时的西河郡丞高德儒不服从李渊，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率军攻下西河，擒斩了高德儒。西河告捷后，李渊置大将军府，自命大将军，以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统帅三军，对裴寂、刘文静、殷开山等人也各委以官职，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遣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亲自率兵西图关中。一路攻取霍邑、临汾和绛郡（今山西绛县），至汾阴，渡黄河，避实就虚，直指长安。此时，李渊的女儿晋阳公主招募的几万军队也来会师。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及其子女所率的20万大军，攻破长安。

进入长安后，李渊下令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深得人心。立隋朝代王杨侑为皇帝，史称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以表示自己仍能恪守为臣之道。同时，封自己为假黄铖、使持节、大都督内外军事、大丞相，晋位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设官治事，独揽军国大权。立长子李建成为世子，次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公：同时大封功臣，笼络人心，垄断朝政。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缢杀，宇文化及称帝后又被窦建德擒杀。这时，李渊感到时机成熟，不需再使用隋恭帝这块挡箭牌了。于是逼隋恭帝让位，“受禅”于太极殿，国号唐，改元为武德，以长安为首都。从晋阳起兵到进军长安，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建立了一个李唐王朝。显然，这与李渊巧妙地利用隋末农民起义与统治集团内部反叛造成的空隙发展势力，注意先举旧王朝正统地位的旗子，利用矛盾，缩小敌对面的策略，以及善用人才，有很大的关系。

面对农民起义军、原统治集团内部的割据势力以及少数民族力量遍布内外的状况。李渊以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把握时机，剿抚兼施，逐个征服，终于在隋王朝四分五裂的废墟上，再建一统帝国。

李渊在长安建唐称帝之时，全国仍处在四分五裂之中。具有政治抱负的李渊，并不满足于偏安关中一隅。他积极储粮积粟，厉兵秣马，开始统一全国的战争。

矛头首先指向的是对关中构成直接威胁的薛举、薛仁杲父子。薛举原本是隋朝金城郡（今甘肃兰州）的富豪。大业十三年（617年），见天下大乱，驱逐隋官，自称西秦霸王，不久又称帝，迁都天水，封儿子薛仁杲为齐公，占据陇西全境，兵力达13万，虎视关中。李渊攻占长安后，薛举父子以10万兵力进逼，构成严重威胁。李渊派李世民率军迎战，打败薛军。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时，薛举又率骑兵骚扰，纵兵掳掠，并击败迎战的唐军，意欲直取长安。不巧这时薛举病，其子薛仁杲即位。李渊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再次率军讨伐薛军。薛仁杲不敌李世民，投降唐军，从此陇西并入唐域。

武德二年（619年），颠覆李轨政权。李轨为凉州豪民，曾任隋朝武威司马。隋末中，李轨结纳豪民，攻克内苑城，自称凉王。在唐军与薛军攻战时。李轨又自称天子，据有张掖、敦煌等河西五郡之地。李渊意欲一统全国，自然也不能容忍李轨称孤道寡。于是，密遣李轨的户部尚书安修仁之弟安兴贵入凉，取得李轨信任，被任为左右卫大将军。武德二年（619年），安氏兄弟智擒李轨，凉亡。河西五郡并入唐境。

武德三年（620年），击溃刘武周。刘武周曾任隋朝马邑（今山西朔县）鹰扬府校卫。大业十三年（617年），与同郡张万岁等人杀太守王仁恭，聚兵万余，自立为太守，北依突厥，攻占楼烦（今山西静乐县）、雁门、定襄（今内蒙清河县）等郡，受突厥之封为定杨可汗，不久又自称皇帝。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侵并州（在今晋阳），唐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为其所败，太原危急。李渊派右仆射裴寂督军抗击，也被打败，刘武周进逼太原，李元吉逃归长安。刘武周兵势达到夏县、蒲坂一带，关中震骇。李渊命李世民率军自龙门（今陕西韩城县境）渡河。进攻刘武周。李世民渡河后，休兵秣马，坚壁不出，待敌军粮草不给之时，一鼓作气，击溃刘武周。刘武周率残兵北逃突厥，后被突厥所杀。

西北地区的这三股主要割据势力被消灭后，关中形势稳定下来。李渊开始了争夺中原的战争。这时中原的霸主是王世充。王世充本是隋朝江都通守。炀帝被宇文化及缢杀后，王在江都立杨侗为帝，并击败瓦岗军，收降许多将领。武德二年（619年），王世充废杨侗，自立为帝，国号郑，占据洛阳，成为河南最大的割据势力。武德三年（620年），李渊派李世民攻打洛阳，王世充所属河南州县，相继降唐。王世充见大势已去，率领群臣两千余人降唐，河北诸县也相继降唐。唐王朝基本控制了黄河流域。

在争夺中原的同时，李渊派李靖至夔州（今四川奉节县），进攻占据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萧铣。萧铣本也是隋朝官员，武德元年（618年）在巴陵称帝，不久迁都江陵，攻占巴、蜀等地，兵力达40余万。武德四年（621年），李靖、李孝恭围江陵，萧铣战败，投降唐朝。长江中下游地区也为唐占领。

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产生的上述割据势力被一一剪灭后，李渊把矛头指向尚存的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力量。

费劲最大的是征服瓦岗军。瓦岗军首领是李密与窦建德。李密本是封建社会的士人，窦建德领导瓦岗军起义后，李密前去投靠，后取得首领位置。李密与李渊、李世民本有交往。李渊进军长安时，李密曾写信给李渊，约以共同灭隋。李渊从大局考虑，卑辞答谢，并假意推李密为主，以使李密的军队阻挡东都洛阳的隋军，便于自己进攻长安。正因为有李密的牵制，隋军无暇西援长安，才使得李渊顺利进军长安。王世充击败瓦岗军后，李密降唐，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与王世充争夺中原时，瓦岗军在窦建德率领下，应王世充的请求，出击李世民。被李世民打败，窦建德被俘，英勇不屈，被李渊。窦建德被害后，其部将推刘黑闼为主，在漳南（今山东德州一带）起兵反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全恢复窦建德为首领时的所据地域。武德五年（622年），刘黑闼在洺州（今河北永年）自称汉东王，并屡败唐军。后来李渊派皇太子李建成亲征刘黑闼，李建成采纳魏征建议，实行安抚政策，争取民心，瓦解刘黑闼的部队。武德六年（623年），刘黑闼终于溃败，被俘后遇害。唐王朝又控制了河北、山东之地。

杜伏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据江淮地区，也是唐统一全国的一个障碍。大业十三年（617年），杜伏威进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武德元年（618年），移丹阳，上表当时的隋越王杨侗，被任为安南道大总管，封楚王。唐军围攻洛阳时，招降杜伏威，并封杜为吴王，任江、淮以南安抚大使。刘黑闼兵败被杀后，杜伏威使部将辅公柘留守丹阳，自请入朝，李渊乘机将杜伏威留而不发。武德六年（623年）秋，辅公柘率军在丹阳反唐，自称宋帝，唐王朝便借故杀了杜伏威。后又派大将军李孝恭、李靖、李世劫等分路进攻丹阳。武德七年（624年），辅公柘被地主武装捕获，送唐营处斩。至此江南、淮南成为唐朝辖区。

唐朝最后一个进攻对象是梁师都。梁师都也是隋朝官员，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朔方起兵反隋，攻占雕阳、弘化、延安等郡，建梁国，自称为帝，并依附突厥，受封为“解事天子”。到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为唐消灭。至此，李渊父子既兼并了封建割据势力，又征服了农民起义武装，再次统一了全国。

李渊建唐后，在组织军事力量进行统一全国战争的同时，注意总结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厘定各项制度，为唐朝前期之治，打下了一定基础。

隋朝制定的各项制度，其本身大都不错。问题在后来的实施中，多有不尽本意的地方；而且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有的制度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变革。李渊建唐伊始，在内政方面，面临一个百废待举的局面。因此，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分别轻重缓急，对许多封建制度加以重新厘定。

隋末刑律废弛，统治者肆意为虐，人民无所措手足。李渊攻占长安后，学汉高祖刘邦的样子，与民约法为12条。建唐称帝后，宣布废除炀帝时期的《大业律》，并令裴寂、刘文静等人，依据隋文帝时期的《开皇律》，重新修订法律。并强调“务在宽简，取便于时”。武德七年古树（624年），正式颁布新律，即《武德律》。《武德律》大致以《开皇律》为准，只将53条新格订入新律，用刑较隋律有所减轻，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意图加重。虽不十分完备，但使官民有所遵循，并为后来的《贞观律》奠定了基础。

李渊建唐之初，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注重培养、收揽人才。为了笼络当时仍有一定实力的士族阶层，武德七年（624年），恢复被隋朝废除的中正官，依照北周、北齐之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不过，大中正在很大程度上是名誉职务，用人权主要还在吏部。而吏部用人的主要途径则是创立于隋朝的科举制。这一时期的科举制，与隋朝大体相近，但进士科显得更为重要，通常主持科举考试的为吏部考功员外郎。

隋末战乱，人口锐减，武德初年国家掌握的全国人户仅为200多万户，不及隋朝兴盛时的1/4。为了把流亡人口尽快招回到土地上，迅速恢复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唐高祖沿用北魏、隋朝以来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并针对当时实际情况，有所损益。从武德七年（624年）颁布的均田令来看，武德年间的均田制中，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前代放宽了，说明封建国家面对土地兼并的趋势和现实，不得不开点“绿灯”：一般妇女和奴婢不再授田，解除了妇女的赋役，表明奴婢数量大大减少，在农业生产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工商业者和僧、尼、道士、女冠（即女道士）也授田，表明商人地主和寺观势力还不容忽视。至于对官僚贵族在授田上的特权规定，则是历代一致的，只是程度略有不同。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只是与隋朝相比，以庸代役的条件放宽了，隋朝规定是5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庸代役，武德之制则取消了年龄的限制，并且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显然带有轻徭薄赋的色彩。

隋末社会战乱，国家统一的府兵制遭到破坏。李渊太原起兵时只有3万人，到长安时已达20余万。为了使这支大军心归于唐，并解决军粮问题，李渊逐步把军队纳入府兵组织系统，并初具雏形。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即置军府，完全因袭隋朝，并任用功臣和投降军将为卫大将军、将军。但当时十二卫大将军一般为崇号，真正领兵的，是骠骑、车骑两将军，显然含有便于控制之意。武德二年（619年），置十二军，以关中诸府分隶十二军，又分关中为十二道，与十二军相应，每道都设骠骑、车骑府。十二军是唐初关中地区比较固定的基本禁卫部队。每军有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兵士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由兵府加以训练。较为经常性的任务，是轮流到京师宿卫，称“番上”；若遇战争，则出征打仗。府兵在服役期间，可免本身租调，但“番上”和出征时兵器、衣服、粮食等均需自备。之所以这样，根本原因在于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一种兵制，寓兵于农，也就是寓资（军资）于兵了。

作为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晚年是无可厚非的。虽然“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与他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类事件在封建时代是屡见不鲜的。难能可贵的是李渊能顺应时势，随遇而安，总的来说是在优乐的生活中安度了晚年。这在开国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

近代的一些史学家，包括国外的一些研究中国史的专家，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于李渊建唐后在位时间不长，加之他的继任者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杰出人物，他的许多业绩被无意或有意地抹煞了。以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李渊是一个平庸无能之辈。但只要不存主观偏见，即使在留传下来的被精心文饰了的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渊称得上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开国之主。这在以上所述中已有描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晚节，也无可厚非。

作为封建帝王，李渊当然过着封建特权式的宫廷生活。在他统治的武德之年，也曾有过一些不良行为：如宠爱嫔妃，以致有时怠政；听信裴寂的谗言，错杀刘文静，等等。史书上还讲，武德年间，李世民平洛阳后，他让贵妃等人到洛阳，选阅隋朝宫人，收取府库珍物，贵妃等人私下向李世民求要宝货，并为自己的亲属求官，遭到李世民的拒绝后，心怀不满。后来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大功，以“教”（秦王的指令）的形式给田数十顷。张婕妤（李渊贵妃之一）之父也通过张婕妤向李渊求此田亩，李渊即手敕赐予。李神通因为李世民教给在前，不给婕妤之父，张婕妤就在李渊面前告状，说：“皇上赐妾父田，秦王（李世民）夺去后给了淮安王！”李渊不问情由，大发雷霆，指责李世民：“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管用吗？”

这些行为，当然属于不良之列，况且，在封建帝王之中，并不为尤。相反，在李渊的身上，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东西。特别是他以民为本，注意虚心纳谏，如武德年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隋亡为鉴，直言指责李渊有逸乐行为，并指出对皇太子和诸王的教育，也需要更加注意，慎择左右之人。虽然言辞直切，一无所隐，颇有些让人脸上搁不住，但李渊看表后，非常高兴，认为言之有理，下令褒奖，并擢升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帛300匹，以鼓励人们敢于直谏。后来唐太宗贞观时期的虚心纳谏，不能说与李渊的影响毫无关系。

武德末年发生的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作为父皇，李渊当然应负一定的责任。但这类事件，在封建时代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当初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是符合封建社会传嫡立长的基本原则的，不能说有什么不对。至于史书上说他曾给李世民许愿更立太子，信其无则无，信其有则有。以李世民当时的功业才干和后来的成就，也不失为父皇的一种明察。说他听信妃嫔及大臣谗言，偏溺太子、元吉，危及世民安全，也不尽可信，何况就是按正史所讲，也是在李渊表示要第二天召见几个儿子评断是非之前夕，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的。这只能说明李世民动作之快之狠，连乃父也始料不及。当李渊听到李世民残杀兄弟的报告后，当时气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停了好一会儿，才气愤地说：“想不到逆子竟会自己的亲兄弟！”这时在旁的萧瑀说：“请陛下息怒，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本来就没有秦王（李世民）功高，陛下如把国事都托付给秦王，一切事都了结了。”李渊虽然十分气恼，但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他顾大局、顺大势，当时手敕所有军队听秦王处置，以免更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于当年六月七日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八月，让位李世民，自己以“太上皇”的身份退居二线。

李渊以太上皇的身份退位后，徙居太安宫，不再干预朝政。这换来了李世民的隆礼相敬。贞观七年（633年）冬，李世民在未央宫举行盛大宴会，邀李渊上座，十分恭敬，李渊高兴之际，令在座的突厥颉利可汗跳舞，又令南蛮酋长唱歌，李世民还亲自手捧酒杯，送到李渊面前，说现在胡越一家，四夷征服，都是您老人家教诲的结果。李渊又过了一回皇帝瘾，也就心满意足了。李渊自知李世民已控制大局，也就乐得对政事不闻不问，过着清闲优乐的生活。这种态度和做法，对减少当时宫廷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同时也对李世民施展雄才大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贞观九年（635年）五月，李渊病重，崩于太安宫。享年71岁，庙号高祖，葬于献陵。作为一代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算是善终的。

1893年是清朝还是民国

民国1年是1912年，所以1893年还没有到民国时期，还处于清朝未期。

清朝（1636年? -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共传十二帝，统治者为满洲爱新觉罗氏。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总计296年。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起，国祚276年。从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算起为268年。

扩展资料

清朝灭亡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清室成员得以继续住在紫禁城中，宫廷内尊号、待遇、年号保持不变，保留太监、侍卫、宫女，保留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依然称孤道寡，封官赐谥，保持帝王气派，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国中之国，史称“逊清小朝廷”。]

1917年6月，盘踞徐州的清朝将领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北京。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拥戴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史称丁巳复辟，但只持续12天而终。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但依旧被部分清朝遗老旧臣尊为皇帝，在北平什刹海、天津张园、静园等居住地内依然继续维持着的一个微型小朝廷，史称“后逊清小朝廷”。

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去的故宫国宝最后都去哪了

民国成立初期，溥仪等人还住在故宫里。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等人还居住在故宫。民国政府每年拨发400万两白银，供溥仪等人日常使用。

照说，这400万两白银也是一笔巨款，完全足够溥仪等人开支。然而，溥仪等人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而且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吃紧，经常不能按期交付“清室优待费”，所以常常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在出国留洋的引诱下，也为自己留好后路以防不测，他开始了监守自盗的行径。

但是，毕竟是做贼心虚，不敢公然将紫禁城所珍藏的国宝毫无顾忌地公开运往宫廷之外，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要将宫中宝物盗出宫外，又不至于露马脚。采取的是以“赏赐”溥杰为名的手法，使得盗运国宝的行径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恰值溥杰在宫中“伴读”，每天均要出入紫禁城，为他们的盗运之举提供了作案的方便条件。

从1922年9月4日正式开始“赏赐”。他们把盗运的目标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贵善本书上。

溥仪在盗运善本书得手之后，便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了历代的法书名画上，因为溥仪深知这些名迹的珍贵程度。可以这样说，溥仪对书画等艺术品还是颇有兴趣的，这主要是受其客观的政治环境所致。溥仪在逊位后的12年间，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关上家门做皇帝”，既无军国大事，亦无朝政过问。溥仪无事可为，便要找点事情做一做，于是便开始了对宫中珍藏的历代书法名画的清理和鉴赏。

清代自嘉庆以来，国事多故，也开始走上了衰弱之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的皇帝已被内忧外患的国事搅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他们本不感兴趣的书法艺术，真令人怀疑他们对宫中历代名迹从未展阅过。对此，溥仪的回忆是最好的说明：“我16岁那年(1921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房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到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一库。”

所以在宫中的书画藏品中也就看不到嘉庆之后诸位皇帝的鉴赏印记，倒是末代皇帝薄仪令罗振玉篆了“宣统御览”、“无逸斋精鉴玺”的印文，交由王福厂刻成，再令清理、鉴赏字画的大臣们将其钤在书画作品原件之上，与其说溥仪当时有什么鉴赏才能，倒不如说他怀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意图，促使其如此所为的。

意图之一便是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因为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即对清宫书画藏品进行了第一次鉴定整理工作。以所贮宫殿为序，按书、画册、卷轴分类，逐件鉴定，区分上等、次等，用千字文编号，分详简逐一著录；上等品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外，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清鉴玺”、“宜子孙三印”，称“五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鉴定整理工作，鉴藏的印迹除原来“五玺"和贮藏宫殿印记外，加钤“石渠重编”和“石渠定鉴”，称“七玺”，乾隆逊位后，又添钤“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耋之宝"等大玺。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所钤嘉庆诸鉴藏印亦仿乾隆五玺、七玺格式。

溥仪觉得既然列祖列宗都已钤玺盖印，他便效仿着也堂而皇之地盖上自己的鉴赏章。

意图之二是简洁而明确，摸清底数，以便“赏赐”为盗运出宫作准备。

清宫所藏的法书名画，主要分贮在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等处。

宫中的书画，立轴有锦套，册页有绫锦包袱，手卷也有为宅专制的淡黄或淡青花绫包袱，白软缎作裹，上面钤印墨色所报书画的品名、作者的姓名、年代，以及评定等级在内，每件均为专用，不得混淆。除此而外，每件作品都定制有白玉撇子，正面浮雕图案，裹刻品名，并填赤金，文字与包袱皮裹一致。每件书画都有楠木匣盛装，其长短大小是根据书画本身的体积订做的。各处收藏的书画原先用的事大立柜，多为紫檀制成，有的高达屋顶，存放相当方便，提取也不太费事。另外，每件书画品名上加一个编号，提取时按号查找柜架。在溥仪的“赏赐”目录中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记有字号，最多的为“静”字号，次为虽列号而缺编字的，再次为“永”字号、“长”字号、“海”字号。

虽然神武门、北上门等出入紫禁城的大门仍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把守，但溥仪觉得这还是不能对他实施盗运书画的计划构成威胁，因为成功地运出善本书的行动，一直在对他起着打气鼓劲的心理作用。既然善本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运出宫，那书画的盗运又有何难呢?

溥仪仍然是仿照盗走善本书的办法，首先选择手卷的册页，因为它的体积较小，看起来不显眼，不至于引起警卫的注意，较容易蒙混过关。同时一向由太监携带的黄绞袱出出进进，跟着溥杰一道，值勤的人员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也就不予理睬也懒于过问，于是就听之任之，畅通无阻了。

溥仪第一次“赏赐”给溥杰的书画竟达10件。从同年12月9日起，他们见守门的警卫马马虎虎、麻痹大意，形同虚设一般。于是他们便乘机增加了每次盗运的件数。15件，20件，25件，贼胆越来越大，简直是肆无忌惮。12月27日的“赏赐"，一次竟高达30件，其中包括：(明)唐寅《野航雨景》、(元)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宋)马远《溪山秋爽图》、(宋)赵伯驹《蓬瀛仙鹤图》、(明)文征明《赤壁赋图》、(明)仇英《五百罗汉图》、(元)黄公望《溪山无尽图》。

1923年1月5日后的“赏赐”中，有好几次竟达到35件之多。就是用这种逐次递增，分批盗运的方法，溥杰、溥佳这两位“皇帝”的伴读几乎每天从紫禁城回去，都带走几大包书法名画。开始还是几天分两次来“赏”，随后干脆就一次“赏”出，其真正的企图就是要把宫内这一批书法名画全部盗出。

由此可知，溥仪在他的所进行的“赏赐”活动中也在采取多方面手法，不但是掩耳盗铃欺骗自己，更为狠毒的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消灭罪证，不列入清单，撕去原来的伪装，变本加厉、无所顾忌，暗中窃取，连负责管理看守的太监们也被蒙混过去，留下的只能是一笔整理不清的糊涂账。

溥仪盗运国宝的计划绝非仅限于法书名画卷册部分，他是要把故宫中能盗运的国宝全部偷出宫外，据为己有。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不断的“赏赐”，原藏的书画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至于册子，所剩下的也十分有限，仅有画轴还没有动手。这些未动的画轴和极小部分的册页，并非是溥仪一伙“良心”发现而舍不得动手，而是客观上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具体困难，主要是画轴的体积太大，有的还太长，无法进行包裹，明晃晃地往外拿又唯恐露马脚。正在研究安全又保险的新的盗运方法之时，就遇上动荡的政治时局和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变。

1924年，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把贿选出的“大总统”曹锟软禁在故宫武英殿后侧的“延庆楼”，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已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改编，并加强了对紫禁城的兵力和监护。在这种形势之下，溥仪原拟的密谋计划，显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所以说，是时局的突变迫使溥仪等有所收敛，暂时停止了盗运活动。只要时局再变，来了可乘之机，溥仪他们还会想出新的花招，直到把所有的书轴盗尽为止，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精品的珍贵程度，用言语是难于表达，更是无法估价的，其中有东晋王羲之《破羌帖》、《曹娥碑》、《二谢帖》，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唐玄宗李隆基《毛应佺知恤诏》的亲笔墨迹，宋徽宗赵佶《后赤壁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等等。在绘画方面，有东晋顾恺之《洛神图》、《列女仁智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的《职贡图》、《步撵图》，宋李公麟《女史箴》、《九歌图》、宋代马远、夏圭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等。

至于溥仪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珍宝、古玩、金银器皿则无记载，但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从后来的流散情况看，数量也不少。溥仪的堂弟溥佳幼年时曾作为溥仪的英文伴读，经常出入宫禁，他曾回忆说：“溥仪出宫的前两天，我们趁养心殿无人的时候，从保险柜里取出些便于携带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装在两个小手提箱内，准备带出宫去。”

溥仪从小就喜欢玉器，见得多自然也就对玉器有一定的鉴赏水平，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的珠宝翠玉中以玉饰为最精，价值也很昂贵，其中玻璃翠玉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重几十克的金刚宝石、印尼产猫眼石、红宝石、翡翠等等珍宝。

1924年11月5日，溥仪带着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以携带生活用品、首饰为名带着部分珠宝玉器，乘坐着民国政府准备的 汽车 ，由鹿钟麟、张璧陪同，驶出紫禁城，到达前北海沿的醇亲王府他的生父载沣家。溥仪看到王府门前及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军士兵，就径直向王府走去。此时溥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人知晓，人们只是看到他紧紧地闭着嘴，神情严肃沮丧，带有一丝无以名状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几分欣慰之色。原来溥仪想到了他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一段时间，但庆幸的是已全都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

溥仪盗出的国宝是怎样运到天津的

溥仪、溥杰等从北京故宫盗出的国宝，在醇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便全部转移到天津的租界内。对此溥仪的堂弟也是他的宫中伴读盗运国宝的局内人溥佳的一段自述所言所据：

因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租界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

这批国宝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铁路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路166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作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1925年2月23日，溥仪来到天津，不久便将戈登路所存全部国宝移到张园，后又移到静园。

存放在天津的国宝是如何运往长春的

后来，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帝宝座表面上坐稳之后，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天津所收藏的那批国宝，这是他在经济上最大的寄托和所拥有的无价财富。运不运到伪满洲国来?即便是运又是怎么个运法?在天津有他父亲载沣以及若干亲信看守着这批珍宝，又有日本警察署为之撑腰，当然不会出现什么差错。运到“新京”来，放在溥仪的身边，心里总会平稳些，但运来之后又怕发生意外，日本人会不会打这批国宝的主意呢?

正当溥仪还在犹豫打着他的小算盘之时，日本人早已对此确定了既定方针。因为日本人对这批国宝的重视程度毫不逊于溥仪，将其全部运到长春，更有利于对溥仪的全面控制，尽管放在天津日租界相对来讲亦可说是掌中之物，但总有一种鞭长莫及之感。日本人又何尝不觊觎这大量的国宝，一到时机成熟，任何时候都可成为囊中之物。

“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按照日本关东军指令对溥仪提及此事时说：“务必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的‘宫内府'来。否则将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不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国土以外的天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要回天津去住!”在此威胁之下，溥仪乖乖地将存放在天津的书画文物分批运到了长春伪皇宫。

1936年6月中旬，溥仪传谕，命在天津清室办事处留守的族人溥修护送第一批国宝来“新京"。溥修奉谕将手卷40件分装成2箱，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运到了伪皇宫。

这些国宝的运送过程相当严密，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十分稳妥。首先由溥仪派到天津的贴身侍卫官存耆与天津清室办事处的溥修等人当面按物品详册逐箱逐件点收签封，然后由在天津的日本赤帽社“外加装置，以期沿路装卸周全”。运输则由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直接负责，商妥铁道司令部挂车一辆，并派日本宪兵沿途保护直送“新京”的伪皇宫。

溥仪在天津期间清宫法书名画的存藏、散失与转移

中国 历史 上曾经发生了数次令人惨痛的法书名画大散失和浩劫。表面上看，发生的原因莫不与朝代的治乱、战乱或衰亡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如果我们透过那些 历史 现象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原来最高统治者的“一己之私”才是最有力的“推手”。南北朝时聚名画法书和典籍二十四万卷而付之一炬的梁元帝萧绎如此，中国 历史 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是更为甚者。溥仪在北京紫禁城的“小朝廷”**清宫内府的珍宝并秘密运往天津，以及在天津期间为满足自己无度的挥霍和在日本租界的“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对视为己有的清宫珍宝肆意变卖抵押，就是有力的明证。

说到溥仪在天津时期内府珍宝的存藏、散失与转移，就不能不提及当时的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在他出逃至天津的三年前，也就是1922年前后的北京“小朝廷”时，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把以赏赐溥杰为名盗出的法书名画和古籍就源源不断地运至天津，存在于这所楼内。

为什么溥仪要在天津买房以存藏盗运出来的内府珍宝呢?一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离京也只有一百多公里。北京发生的事在天津几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再说在天津“写剧本"到北京去“唱戏”(此处指溥仪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搞复辟)也是十分便利的事儿。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政客、军阀都曾在天津做过寓公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就是盗运出宫的珍宝的安全问题， 天津是中国国内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当时一共有英、美、德，日、俄、意等九国租界。其中英租界势力最大。当时，溥仪及其“小朝廷”与日本人可能尚无实质性的接触。因此，载涛受命到天津买房也就选择了旧属英租界的天津戈登路即13号路166号楼，依仗英帝国势力为之保镖。天津的楼房购置妥当，**珍宝的准备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于是，唯恐迟则生变的溥仪在1922年正式开始“赏赐”，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之机，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地运出了紫禁城，待积至七八十箱之后，再由溥佳出马奔走，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运至天津英租界所置楼房中，秘密地藏起来。

溥仪潜逃至天津后珍宝的存藏与转移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内府的庋（guǐ）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唐宋元的法书名画近两千件，明代作品亦存两千件左右。

溥仪在天津期间存藏的珍宝大致分为法书名画、善本书籍和珠宝翠玉三个部分。法书名画和善本书籍都是体积并不显眼，方便溥杰、溥佳用书包或包袱携出而不致引起警卫注意之类。其中法书名画的盗出，首先选择的是手卷和册页，其次是那些体积较小、类似手卷而不带轴头的挂轴(条)字画。这两个部分具体数量难以准确估计。

从所谓“清室善后委员会”统溥仪“赏赐”的“清单”编印出来的一本小册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可知从1924年9月28日起至12月12日止，前后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溥仪通过“赏赐”溥杰、溥佳共盗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之多。加起来共是1353件，是清内府庋（guǐ）藏晋唐宋元明法书名画4000件左右的近一半。这样的统计可能并不符合当时溥仪所盗出宫外的书画手卷册页的真实数量。因为在“赏赐”清单之外，还有不少隋唐宋元的国宝名品根本没有登记在清单之上。这种情况是在后来清理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的。

当时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时，所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各为一束，认为两者“大体符合”的看法，说明“赏溥杰单”和“收到单”上的法书名画的数量与在“赏赐”手段上采取多面手法盗出而不列入清单的法书名画的实际数量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原因在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们毕竟都是溥仪的旧时臣工。当他们发现溥仪“赏赐”的清单时，既未报请共和政府声讨追回，亦未能着手彻底清理点查以弄清到底“赏”出多少。可能他们略作清点就对溥仪盗出书画心知肚明，却宁愿“相信”一纸清单，走走过场例行公事。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得出两者“完全符合”的结论呢?

“大体符合”是颇有意味的一种看法，联系到给出这种看法的人就更值得玩味了。“大体符合”在这里可能包含着两种意思：一是数量确是相当，相差无多；二是数量极不相符，相差可能数十件或数百件之多。相差数十百件之多，在中国历代传世的浩如烟海的名家书画作品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清内府4000件左右的法书名画的庋（guǐ）藏数量上，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溥仪的“赏赐"原本就是蓄谋已久的暗中窃取，手段必是多面的，“赏赐”只是其中的一种主要途径，因此，我以为在当时的时局和形势下，在当时的时代风气层面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旧时臣工们给出“大体符合”四个字是无可奈何而例行公事的话；对 历史 而言，对后人而言，则无疑是骗人的鬼话。

盗出宫的宋版书的数量，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云“二百种上下”，应是有二百个种类的宋版书籍，既有可能是二百本左右，也有可能略大出这个数目。至于珠宝翠玉的件数则可能要多得多。

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的臣工们想盗窃的内府珍宝原本远不止这些。直奉战争的爆发阻碍了他在进行中的计划。1924年11月直系军中的冯玉祥将军进军北京，幽禁“大总统”曹锟，改编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并命令部下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五日突然闯入紫禁城撵走了溥仪，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复存在，《清室优待条件》也到此取消。溥仪窃取宫中法书名画的计划由此中断。20多天后，他由其父的醇亲王府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随后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数月之后于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保卫”之下，潜逃至天津，又在日本租界的张彪私宅张园那里安顿下来，作为逊位皇帝的“新宫”，还成立了所谓“清室办事处”，北京的皇室中人轮流到天津当差，又形成一个“小朝廷”。

原来存藏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戈登路)166号楼内的宫中珍宝便搬到了张园。这次转移在总的箱数和珍宝的件数上应该是原存放在英租界13号路楼内的数量，不会减少，相反应增加了溥仪潜逃至天津时随身携带的一些珠宝翠玉之类的东西。但由张园迁往静园时数量究竟减了多少，尚不得而知。在静园存放了近7年的这批清宫珍宝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运至长春伪皇宫，但已不到70箱了。“几十种”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的变卖、抵押或赏赐，以及一些珠宝玉器等的售出和抵押、转移到长春的清宫珍宝自然就减少了。但真正的清宫珍宝的浩劫还在后头，这仅仅是我国历代法书名画的又一次浩劫的前奏。

溥仪留津期间珍宝的变卖、抵押和散失

溥仪潜逃到天津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卵翼下依然过者“小朝廷”的尊荣豪奢的生活。巨大的财源仍满足不了“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和他无度的挥霍，便开始通过身边的陈宝琛等人或宝熙，郑孝胥等旧日臣工，把视为其私人财物的贵重书画作为商品卖给殖民者和古玩商，换取大量的金钱。

溥仪在天津的数年中，究竟变卖抵押了多少件法书名画，无案可稽，很难摸清底细。但在天津期间售出的大概有：

(1)王献之《中秋帖》、(2)王珂《伯远帖》。这两件黑迹乃清乾隆皇帝弘历“三希堂"中之“二希”。据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说到这两件法书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不知何时归原为琉璃厂古玩商人，曾做过袁世凯的总务局长，后从事银行业务的郭世五，新中国建立前夕一度为财阀宋子文据有，后又退还郭氏。

(3)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为李公麟传世之代表作，每段有同时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题诗。流传有绪，屡经名家递藏和著录。极具 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极具 历史 和艺术地位。在天津售出后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藏。

(4)传为北宋李公麟《潇湘卧游图》。为日本菊池惺堂所藏。

(5)南宋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原流往日本，可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购得。

(6)南宋郑思肖《墨兰图》。此卷有元明人诸多诗题。入明为诸家递藏，清初为宋荦（luò）珍秘。郑思肖开元明之花写意之先声，传世作品绝少，此卷集诗书画荟萃于一卷之中，益以元明清名家诗题，极为珍贵。为日本人阿部房次郎所得。

(7)南宋李嵩《西湖图》。此卷乃《佚目》外之物。原藏家为上海庞莱臣，现藏上海博物馆。

(8)金人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此乃王庭筠传世孤本。风格上继承苏轼、米芾墨戏之笔，下开元代文人画之先声，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9)元赵孟頫《滦菊图》。赵孟頫的人、马、山水之作较为常见，唯花卉绝少，尤以写菊确为仅见。此图对全面研究赵氏技法，以及赵氏花卉如何继承并发扬传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0)元张渥《九歌图》。《石渠宝笈三编》著录。

(11)元黄子久《江山胜景图》。

(12)元王冕《梅花图》。

(13)元赵奕书《梅花诗》。《石渠宝笈》著录，山本梯二郎所藏。

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14)元马琬《幽居图》。清代著录颇多，卷后有日本内藤虎题跋云“近年由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又据胡嗣瑷《直庐日记》手稿(辽宁省图书馆藏)，得知当时美国人购去三件，未记录时代、作者和图名。该美国人在购画过程中，与英国教习合谋想骗走的李成《寒林图》、《茂林远岫图》以及燕文贵《溪风图》等六件，后在日本使馆的干预下得以归还。

天津博物馆现藏清宫内府书画作品有：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南宋赵孟坚《水仙》卷；明项圣谟《且听寒响图》卷等近30件。这近30件清宫内府书画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的，有一部分则是后来回流到天津，被天津藏家所购买。其中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天津藏家通过设在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所购买。

溥仪在天津期间变卖抵押的除了法书名画之外，还有珠宝翠玉及瓷器等。但其中的许多抵押品与他在北京“小朝廷”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有关，有些抵押品则不是从宫中盗出之物。1922年溥仪大婚前后，清室为了筹措大婚经费以及拟赴欧旅费，甚至赈济日本地震灾民费用，曾将清宫珍藏的书画、瓷器、玉器抵押给盐业银行。

1924年5月31日经溥仪岳父荣源和内务府大臣绍英、耆（ qí ）龄与北京盐业银行80万银元抵押贷款。第一批乾隆五十五年铸制的16枚金编钟，第二批抵押是金宝、金册、金塔等金器，期限一年。溥仪出宫后无力偿还，一部分金器已熔毁，金编钟1932年运至天津盐业银行。其他抵押品玉器、瓷器也有运津行保管的。天津盐业银行与北京盐业银行关系密切，1928年盐业银行总行一度设在天津，因此溥仪存放在盐业银行抵押品，过期后就又可能变卖或处理。天津博物馆现藏的一对碧玉提梁卤(高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十分精美和珍贵，极可能是溥仪在津期间放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抵押品。

溥仪在津期间所散失的珍宝还包括他赏给近侍的一些东西。如他为酬答其师傅陈宝琛之外甥刘骏业而赏赐给刘骏业的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图卷》(此件归刘氏不久即归华北伪政权头目梁鸿志所有。随后转售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得)和《步辇图卷》，五代阮郜传世孤本《阆苑女仙图卷》三卷。当时还酬有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一卷等。从以上作品的 历史 性和艺术性来看，它们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瑰宝。当然，溥仪的酬答如此“丰盛”，与他当时也许并不了解这一点有关。所幸保管《步辇图卷》、《阆苑女仙图卷》的主人，没有转售给外人，解放后捐献给人民政府，后归故宫博物院庋（guǐ）藏。这也实属一场大不幸中的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