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志》中，陈寿对赵云的总体评价是：“黄忠、赵云强挚壮猛，并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欤”，而蜀书《杨戏传》中记载了杨戏对赵云的评价，其中又有“猛将之烈”四个字。很多人据此认为赵云是类似许楮、典韦之流的猛士，智力较低，只能充任护卫之职，还有的网友说“实在难以想象灌、滕之流文武双全的样子”。那么所谓“灌、滕之徒”，到底如何呢？
先说灌婴，据《史记》记载，他是刘邦手下的大将，后被封颍阴侯。他在刘邦入关以前，曾经攻阳武，破秦军于尸北，北绝河津，定南阳，入武关，战蓝田，屡立战功。而楚汉争霸之时，他更是分别在荧阳、鲁下、燕西、白马大破楚军；分别击破齐军于历下、临菑、千乘、嬴、博等地，而定齐地；后来更是在鲁北 击楚将公杲，在鲁南击薛郡长，在淮北击项声、郯公，在陈下击项籍，均大破之。而项羽垓下之败，也是灌婴的部队最终包围并斩之。刘邦称帝后，灌婴先是击破燕王臧荼，又在代击破韩王信，受命指挥燕、赵、齐、梁、楚的所有车骑。刘邦死后，灌婴又和周勃一起诛灭吕氏，保住了刘氏的江山。最后取代周勃而被任命为丞相，并最终死于此任上。
再说滕公，即夏侯婴。夏侯婴为汝阴侯，在《史记》中和灌婴同传，而位列灌婴之前。他在刘邦刚起兵时，就是重要将领，先是降胡陵，后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击章邯，攻南阳，战蓝田，夏侯婴都是统领刘邦的兵车部队猛烈进攻，并取得了胜利。后来又率领部队进攻项籍，一直追击到陈，终于彻底击败了项楚，被委以太仆的重要职务。然后以太仆的身份跟从刘邦在句注北和胡人的骑兵交战，取得了显赫的胜利。又以太仆的身份跟从刘邦在平城南和胡人的骑兵交战，屡次冲锋打破敌兵的列阵，功劳最多。后来又进攻反叛的陈豨、黥布部队，陷陈却敌，战果卓著封侯汝阴，食六千九百户。后来又废少帝，迎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后来一直任太仆，直到病逝。
有趣的是，这两个人除了战功卓著、功高位显之外，在一些小的方面其实是很有区别的。灌婴奋勇无敌，曾经数次生擒敌将，更有很多上将被其斩首，这一点是赵云比不上他的，只有黄忠可以匹敌。而若论文的方面，则黄忠却远远不及夏侯婴，只有赵云与其相类。
在《史记》中的《淮阴侯列传》中，有如下记载，“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②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就是说，韩信在还是无名小卒时，在夏侯婴手下当差，犯了死罪，而夏侯婴慧眼识珠，不仅饶了韩信，还向刘邦举荐他，然而刘邦看不出韩信的真是本领，只是看在夏侯婴的面子上，任用韩信为治粟都尉，大概是类似于把头颅借给曹操的那个仓官的角色吧。后来，韩信又认识了萧何，萧何屡次进谏，汉王才终于拜韩信为将，开创了汉家四百年的基业。这个夏侯婴，识人的本领，看来至少是和萧何在一个档次的，远远高过刘邦。
而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则记载了如下故事，更可以看出夏侯婴的性格。“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於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愿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朱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待闲，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季布召见，谢，上拜为郎中。”就是说，朱家要为季布求情，不敢去找刘邦，先去找夏侯婴，要他“从容为上言”，而夏侯婴立刻听明白了朱家的所有意思，而且充分认识到，季布非常是个非常有号召力的人，而且极有才华，如果继续追辑季布，则季布会远遁到胡地，会给汉朝制造非常大的麻烦。于是他立刻到刘邦那里当说客，终于说服了刘邦，赦免了曾经数次差点要了刘邦姓名的季布，而季布也终于成为刘汉的股肱之臣。
拼 音： zhì guǎng cái shū
释 义： 犹志大才疏。
出 处： 宋?李纲《奏陈利害札子》：“今浚之罪乃在于志广才疏，力小任重，不能谘诹良策，而专于自用。”
示 例： 无
张浚是南宋初年一位主战派大臣，几度执政，几次率大军与金决战，兼为将相，权倾一时，颇为显赫。然而八百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褒之者誉之为抗战派英雄；贬之者斥之为害国之狗熊。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张浚(10***～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政和八年(1118)，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历褒城令、太常寺主簿诸职。建炎元年(1127)，赴行在南京，除枢密院编修官，擢殿中侍御史。建炎三年(1129)，杭州发生苗刘之变，张浚以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同节制诸路军马驻守平江，遂联络吕颐浩、韩世忠诸路军马起兵勤王，一月后平叛，高宗复辟，有功而除知枢密院事，成为执政大臣。
张浚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建炎四年九月，合陕西五路兵马四十万人，与金兵会战于富平，诸路兵皆失利，关陕失陷。此后三年，退守四川，擢吴蚧为大将，每战辄胜，赵开为转运使，善于理财，刘子羽为上宾，颇有才略。人谓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绍兴四年(1134)，遭御史弹劾而罢职奉祠。九月，伪齐入寇，十一月，复除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命岳飞进讨洞庭杨幺义军。绍兴六年，伪齐人寇，张浚督张俊、刘光世、杨沂中诸将击退之。绍兴七年，张浚“总中外之政”，部署淮西军不当，大将郦琼率四万人马叛降伪齐，张引咎辞职。
此后，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二十五年，或知州郡，或为贬黜。因坚持抗金立场，不附和议，其名愈高，“四方之士，莫不倾心，健将悍卒见之者必咨嗟太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大举南侵，朝廷复召张浚，及浚至而敌兵已破。官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老当益壮。孝宗即位，有恢复志，除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擢张浚为枢密使，督师八万北伐。终因将领不和，符离之战失利。次年四月，张浚由是解职，朝廷遂作求和之议。八月，去世。
肯定褒扬者，如宋高宗曾将张浚誉之为东晋之王导，多次谈到“张浚爱君爱国，出于诚心”。宋孝宗对张浚也“倚之如长城”，曾说：“今朝廷所恃惟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评论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诸***中的表现时赞赏道：“自靖康后，纪纲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义，率诸将诛傅、正彦，乘舆返正，复论琼罪，而后国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儿灶妇，深山穷谷，裔夷绝域，皆闯公名，盎然归仰，忠义之感。实自此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上)杨万里《诚斋文集》更是对张浚赞不绝口：“身兼文武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出将入相，捐躯许国”，“忠义勋名，中兴第一”。
《宋史·张浚传》同样赞不绝口，认为富平之战虽败，但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势牵制东南，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江淮得以平安。并载金将粘罕临终时话：“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后“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绍兴末，“时浚起废复用，风***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把张浚描绘为一个深得人望也颇有功绩的抗战派大臣。
现代一些学者的论著中，也时把张浚与岳飞并称为“抗金英雄”，或称为当时“朝野上下热烈拥护”的“抗战派的代表”等。
否定贬抑者，如当时太学生就说张浚“有中兴之心，无中兴之才”，“侈言诞计，专权误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数次战败后，宋高宗也稍有醒悟道：“朕宁亡国，不用张浚。”隆兴北伐前夕，曾告诫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齐东野语》)后果不出其所料。元人揭篌斯甚至说：“宋之不能中兴，由张浚之逐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也。”(王士稹《池北偶谈》卷九《李忠定公》)史学家王鸣盛《蛾术篇》卷六十，说张浚“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那么这又如何理解呢？
现代学者杨德泉指出，张浚于建炎中为御史时，亲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彦、黄潜善，首劾抗战派宰臣李纲，纲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罢相，浚犹论劾不已。建炎初，李纲入朝，首正张邦昌僭逆之罪，斩宋齐愈等从逆之臣，中外鼓舞。汪、黄却百般阻挠，而张浚首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还论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数事，于是李纲遂罢相奉祠。而张浚犹抨击不已，诬称靖康之祸，二帝被掳，皆李纲之罪，甚至直指为“国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于是李纲落职，责鄂州居住。所以史学家王鸣盛不平道：“人知沮纲而逐之者汪、黄也，而浚实沮抑之。史以汪人奸臣传，而曲誉浚，乌得为公论乎！”(《蛾术编》卷六十)此后。汪、黄把持朝政，培植私党，国事日非，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愤，而身居言职的张浚，对汪、黄误国之罪却“缄口不言”。原来，其御史之官乃黄潜善所提拔，后张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同时，张浚奏劾李纲时所论救者，多为伪臣叛党，所攻击者，如陈东、胡珵等抗战派人物，无一幸免。王鸣盛指出：“陈东力言汪、黄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东竟坐诛，东之死，浚有力焉。”(《蛾术编》)陈东既死，张浚又奏劾秘书省正字胡理曾笔削东书，“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于是胡理罢官，编管梧州。
曲端是南宋初年一位文武双全的爱国将领，他长于兵略，治军严明，屡与敌角，威名远播，最后却被张浚以“谋反”罪处死，实为南宋初年仅次于岳飞的一大冤案，激起军民的纷纷叛变，致使陕西五路全部落入金人之手。张浚初入陕，曾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曲端反对张浚进攻战略，即被收缴兵柄。当曲端直言张浚此战必败时，又被怀疑有“反心”。后果如曲端所料，富平一战大败，此时参谋王庶提出曲端写有“反诗”指斥皇上：“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张浚便入其罪名，将曲端捕进监狱，随即用火刑迫害致死，年仅四十一岁。其后，张浚还不敢向朝廷报告处死曲端的实情，也编造不出其“谋反”的证据。明人马贯感慨道：张浚之杀曲端，“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岳飞之见杀，百世之下，虽妇人亦知怜其冤。若曲端之见杀，及浚之屡败，史册事俱难掩，而中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而反谓其能雪仇复土，谬归以中兴之功。后世儒臣不加详察，误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与忠良之心必羞与之列矣！”(《野获编补遗》卷二)
秦桧之投降倡和，千载唾骂，其奸谋之所以得逞，除与宋高宗之投降政策不谋而合外，与张浚之称赞引荐也不无关系。秦桧第一次罢相后，高宗曾将其罪状揭榜朝堂，表示永不复用。但绍兴六年(1136)时，张浚为了排挤赵鼎，乃引荐秦桧为行宫留守，权赴尚书、枢密院参决庶事而召至行在，后又授秦桧枢密使。“而桧为枢密使，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于是赵鼎被挤出朝廷，张浚与秦桧共同执政，最后张浚因淮西军叛而罢相，秦桧遂得以重新执掌大权，南宋进入最为黑暗的历史时代。
绍兴七年(1137)，张浚为相，部署江淮诸路兵马准备北伐，与诸将协商。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惟岳飞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三朝北盟会编》)后张浚又与岳飞讨论淮西军诸将问题，岳飞指出诸将都不合适，又引张浚恼恨。(后准西军叛，说明岳飞有先见之明。)高宗先命岳飞尽统淮西诸军以图中原，后出尔反尔又收回成命，岳飞遂乞解兵权，奔丧归庐山。张浚勃然大怒，“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纪》)。所以，首先给岳飞加此“并兵”、“要君”数端罪名者，张浚也。而后秦桧诬陷岳飞诸罪，实操张浚故技而已。数年后，岳飞冤狱成，韩世忠之辈犹能责问秦桧，而张浚于岳飞之死却不置一词。
张浚一生主要指挥了宋金之间三次大战役：即富平、淮西、符离三次大溃败。富平之战前，许多将领与官员都反对此战，张浚却一意孤行，集陕西诸路四十万人马，与敌决战，激战只半日，诸军皆溃，致使关陕全失，而金人缴获堆积如山。此战是宋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团决战，败得也最惨，说明张浚基本不懂军事，断送了关陕形势之地，中原永无恢复之期，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南宋书·高宗纪》谓：“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所谓减轻东线金军压力以保全江淮之说，实微乎其微，东南抗金主要靠岳飞、韩世忠等军的积极抵敌。
淮西之役，宋军还没开战就已败北，大将郦琼率所部精兵四万余人叛降刘豫，创造宋金战争史上又一次可耻记录。初，张浚谋北伐，淮西军帅刘光世持守论，而兵部尚书吕祉每有平戎之志，张浚遂欲罢刘光世兵柄，而以吕祉节制淮西诸军，以刘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有积隙。许多官员提出此人事安排非常危险，岳飞还明确告之：“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恐不足以服之。”(《齐东野语》)而张浚依然一意孤行，等看出事故端倪，密谋夺郦琼兵权并处其***，然而消息走漏，郦琼抢先叛变投敌，最终导致如此不堪之败局。
隆兴北伐，张浚为枢密使，集江淮兵八万，号称二十万，分两路挺进。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率军出定远；邵宏渊为副使，率军出盱眙。李显忠是陕西骁将，全家遭金军，抗敌坚定，五月先克灵壁，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显忠派灵壁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后李显忠率军又克宿州，进入巷战，邵军才投入战斗。攻下重镇宿州，孝宗闻报深受鼓舞，升李显忠为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邵耻居李之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的节制，张浚居然迁就了邵的要求，使邵更有恃无恐。其后两将又在赏赐问题上发生矛盾，士兵一经挑唆，人心浮动。李显忠部很快遭到金军反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谓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战乎？”军心遂摇，无复斗志。“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此战也使“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齐东野语》)
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符离之溃”。此战中张浚为帅，非但不知用将，且指挥部远离前线而不达军情，人或以为是情况不利时能率先奔逃。如清人昭裢在作了有关考证之后说：“今考其出师颠末，富平之败，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离之溃，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间数百千里，安得使士卒奋勇而能保其不败哉？”(《啸亭杂录》)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桧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张浚三战三败，实从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人马贯说：“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野获编补遗》卷二)由此亦可推论，张浚一生倡言恢复，坚持抗战，实际无此能力，往往空富误国。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张浚“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大众，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论者，就常以张浚“才智不足”、“志广才疏”为辞，替张浚开脱。如朱熹说：“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后高宗问张浚：秦桧可否继任相位？他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应该说对秦桧的本质似有所认识。现代学者虞云国的《细说宋朝》作如此评价：“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论者，却以为张浚的根本问题并非才智的长短，而是“心术”不正。即愚蠢固执而不纳善言，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如确“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那也可大量荐用一些忠义才能之士，但张浚却是一个专权自恣、以高明自许，不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野获编补遗》卷二)这一点，连为张浚作《行状》的朱熹也不否认：“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自为之意。”自己没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谓抗战，无非“欺世盗名”而已。
从上述分析来看，张浚一生似乎过失累累，劣迹斑斑，恶果昭昭，在抗金斗争中实无功勋而为害甚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他赞赏肯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