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丞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省内设左、右相国（后改为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职能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尚书、侍郎等不过是丞相的属员。当时的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级各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报，也规定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经中书省再下达，俨然是设置在皇帝和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是必要的中转站。任丞相的人更是仅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权要，明初最早任李善长，徐达二人为左右相国（丞相），李是文臣之首，徐是军队之帅，其余担任过丞相职务的李文忠、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也全是勋贵之臣，这更说明中书省的位尊权重。应该说，设置中书省这样的部门并授予如此重权，不仅是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近2000年来不断压抑相权以尊君权，不断防范和限制臣权有任何侵犯君权的发展趋势相抵牾的，而且也不符合封建社会晚期高度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更是为全力独揽大权的明太祖朱元璋所不能接受的。据历史记载，胡惟庸任丞相时，“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洪武十二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并宣布对中央朝廷的官制作大幅度的改变。
其实，胡惟庸案不过是一个偶发的，说胡惟庸通谋日本和蒙古进行叛变是缺乏可信证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朱元璋对于中书省在自己执行皇权时造成掣时和潜在的威胁，早就高度不满和戒备。再加上，胡惟庸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更促使矛盾激化，朱元璋终于作了断然处置。在此之前，朱元璋就曾几度要削减中书省的权力，取消胡惟庸等以丞相身份通过中书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控制，如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下旨，“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显的意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还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矛盾仍然相继出现，最终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遂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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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中央官制的改变，包括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内容：1.撤销中书省，宣布永远废除丞相一职。朱元璋特别强调自古以来丞相制度的“弊端”，“自秦始制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少人专权乱政”。他规定，废除丞相之后，“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2.提高六部的官秩职权，直接由皇帝领导指挥。3.将统领军权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样的变动，实质上就是在行政上，由皇权完全兼并了相权，皇帝实际上是总尚书；在军事统率上，则是爪分了臣下的指挥权，皇帝实际上也是总都督。一切最高的军力完全集中掌握于一人手中，并在制度上获得保证。朱元璋意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皇权与相权、帅权的矛盾，希望使自己的统治安如磐石。
但是，事态的发展难以尽符主观愿望。首先是，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来驾驭一个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仅供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日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奏件就有1660份，其中反映的共有3391件。要求皇帝一一亲自批答如此浩繁的章奏，一一裁决如此众多的，显然是不可能的。“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设置一定形式的辅政机关仍然有必要。
（1）变化:由秦朝三公九卿制变为隋唐三省六部制。影响: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分工明确，提高了办事效率。
（2）认识：丞相是政治的根源。措施：废丞相,六部直属皇帝。
（3）中央权力加强，地方权力削弱；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直至被取消。
唯一一个真实的理由：朱元璋想要大大加强封建皇权专制。
当然，考试不能这样写。
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出身于贫民，对于历朝历代的朋党之争和各级官吏对民众的剥削压迫深有感触，意欲通过加强皇权，压制百官权力来达到减轻朋党朝政和地方官吏***的弊端。
这些措施，客观上使得封建专制制度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与宋期时代开始受到制约的封建皇帝权力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改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久备顾问。帝方字操威柄...
这一段史料主要讲丞相制被废，中书省这一发布命令的中枢被六部分权取代----这样各部得尚书就有了很大的权力，侍郎（也就是尚书的副手）的权力次于尚书
另外又设立大学士作为顾问---来议政（这后来成为了内阁）
但是这个史料认定这些机构制度的变动----目的和结果在于 帝方字操威柄（也就是增加中央集权）
但是我对此存在着质疑（该应该是胡惟庸案后---您的资料是不是明史阿？---明实录更真实一些）
以下为我的argument
明朝洪武十三年五月太祖诛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十五年（1382年），太祖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1] 朱元璋为什么要废相而设大学士呢？普通认为，朱元璋如此作为的目的是想搞个人独裁。对于这种看法，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从已知的文献中找不出他如此作为是想独裁的证据。
朱元璋并不是从当皇帝之始就不设丞相，一直到洪武十三年才有废中书省的举措，一直到洪武二十八年才有表现出对丞相一职的恨之入骨之情。《明史稿》载：“先是，太祖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以统领众职，置属官参议，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中书舍人，分钱粮礼仪刑名营造四部，以条理管辖。十三年，正月诛胡惟庸，遂罢中书省。......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若说朱元璋废相是有意当独裁专制之君，在当皇帝之始就不设丞相岂不快哉？何苦一十三哉劳思费神？要知道，“历朝制度，皆取时宜，况创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圣裁，实为典要。”（洪武朝许士廉语）[2]朱元璋当皇帝时不太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因此，朱元璋废相必定有其它原因。
《明太祖实录》载，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罢中书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布告天下。诏曰：“朕膺天命，君主华夷，当即位之初，召集群臣，讲求官制，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所以内置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六部；外列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转运盐使司、提刑按察司和府、州、县，纲维庶务，以安兆民。朕尝发施号令，责任中书，使刑赏务当。不期任非其人，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兴废，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挠政以诬贤，因是发露，人各伏诛。特诏天下罢中书，广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归，庶不口烦。于戏！周职六卿，康庶民于宇内，汉命肖、曹，肇四百年之洪业，今命五府六部详审其事，务称厥职，故兹诏谕。”[3]在这里，朱元璋提到了他开始是如何创制的以及现在如何要改制。这里说的比较简单，我们再来看他的几则史料，当更明白。“昔秦皇去封建、异三公，以天下诸国合为郡县，朝廷设上、次二相，出纳君命，总理百僚。当是时，设法制度，皆非先圣先贤之道，为此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继而命之，往往病及干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而致是欤？抑君怠政而有此欤？”[4]“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也。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5]“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6]朱元璋显然认为丞相容易“张君之威福”，而作恶多端，又认为元亡的原因在于“政专中书”、 “委任权臣”。因为这些认识再加上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给他的切身体会，朱元璋才决意废相。
《明太祖实录》卷129载，[洪武十三年正月]已亥，胡惟庸等既诛，上谕文武百官曰：“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为如何？”《明太祖实录》卷239载，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六月，太祖御奉天门，敕谕文武群臣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从以上两条史料来看，朱元璋废相在主观上并非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或许更应该说是为了分权制约。其罢中书省之前，“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和对历史的总结，朱元璋改变了他原来的做法，想出了“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的办法。而相权并未集于皇帝，而是分于诸臣，所谓“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这是与加强君主专制有明显区别的。
《明史"职官志1"序》载：“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则参之大理寺，是亦汉九卿之遗意也。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钱谷，其考核则听于府部。是时吏、户、兵三部之权为重。”此处记载也可说明相权并未集于皇帝，而是分于诸臣。从万历初年高拱事仟上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事皆朝廷总之”并非事皆皇帝总之，那道驱除高拱的《皇帝圣旨、圣母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令旨》上说：“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服都强夺自专，通不许朝廷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主上？”可见在古人眼里朝廷并不等于皇帝，高拱之被驱逐，并非只因他蔑视主上，而主要是因为他事实上已成了一个目无朝廷的超级权臣，破坏了分权制衡的体制，失败是自然之事。
综上，我认为朱元璋废相的本意不在加强皇权，而在分臣下之权，使臣下无法“张君之威福”，而作恶多端。若朱元璋意图独裁，则“升六部”何为？“事皆朝廷总之”又是何种打算？朱元璋身前如秦始皇，个人要独裁便独裁，哪需如此含蓄？其后如康熙如雍正，制度要专制便专制，哪需如此虚伪？雄霸天下之朱元璋行事需要如此小心谨慎么？事实上“所以稳当”四个字足以道出其心理。识者知之。
资料
[1]参《明史稿》《志》54，《职官一》
[2]《明太祖实录》卷129
[3]《明太祖实录》卷129，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诏
[4]朱元璋《明太祖集》卷10《敕问文学之士》
[5]《明太祖实录》卷59
[6]《明太祖实录》卷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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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宰相是辅佐专制君主处理政务的最***职，汉代名相陈平说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乎上下内外的事都归宰相管辖，可见其权势是非常大的。由于宰相直接管理朝中百官，非常容易率领百官与皇帝对抗、架空君主甚至出现谋权篡位的严重后果。所以自从宰相制度设立以来，皇帝和宰相的斗争就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日益走向高度专制集权，宰相也日益成为皇帝直接统命百官、掌控天下的绊脚石。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个人专制统治，防止大权旁落，无论政事大小，都亲自处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担心宰相始终在威胁着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经过多年的考虑和谋划，他终于下决心废除宰相制度。
朱元璋即位后立了两个丞相，就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由于当时徐达经常在外面领兵作战，所以实权掌握在李善长之手。史称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朱元璋与李善长关系很好，彼此意气相投。朱元璋把李善长看做是萧何、张良式的人物，从指挥作战到军资供应，李善长经常参与。明朝建立后，许多政策、法规、制度、礼节和仪制等，也都是由李亲自制定，或者由他牵头完成。所以，在最初得以封公的六人中他居于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然而，明朝建国以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权力过分膨胀，从而导致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激化，朱元璋也对李越来越不满意。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为长期患病在家休息，很多天没有能够前往中书省处理政事，他心里感到不安，于是上疏恳请致仕(退休)。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表示未能尽职而有愧于朱元璋的信任；二是想借此试探一下朱元璋对他的态度，这是历代大臣惯用的一招。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朱元璋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挽留他，而是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家去了。李善长退休后，由于徐达仍然在进行北伐，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于是提拔了追随自己多年的汪广洋为丞相。汪广洋为人小心谨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对他放心。但是汪广洋能力一般，办事乏力，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长趁机将自己的亲信胡惟庸推荐进入了中书省。胡惟庸精明强干，又得到李的指点和他的旧部支持，加上胡惟庸善于逢迎，很得朱元璋的欢心，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升胡惟庸为左相，而汪广洋被降为右相。不久，汪广洋被朱元璋以“无所建白”贬到了广东，不久找了个借口把他杀了。于是胡惟庸大权独掌，飞扬跋扈，专擅朝政，独断专行，趾高气扬，权倾一时。官员向皇帝上疏奏事，必先经他审阅，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便扣留下来，同时他还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大将军徐达深恶其奸，将他的不法之事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后，企图陷害徐达。后来朱元璋的重臣刘基(伯温)暴病而死，于是朝中出现了一些不利于胡惟庸的传言，这更加坚定了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决心，不久，有人上告胡结党谋反，朱元璋立即下令严格追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十年后，又以“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大逆不道”为名，杀死李善长及其家人70余口，并下令肃清逆党，前后受到牵连被杀的人多达三万，至此，淮西集团被一网打尽。洪武二十六年，又大兴蓝玉党案，再次一万五千多人。胡蓝之狱使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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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丞相徐达也没有能够善终。野史中记载，洪武十八年，徐达生背疽，忌吃蒸鹅，病重的时候，朱元璋故意赐以蒸鹅派人送去，徐达含泪吃下，不久死去。至此，明朝初年所任命的几个丞相全部被杀。胡惟庸、蓝玉被杀固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受到牵连的人很多是无辜的。究其原因，就是朱元璋为了消除潜在威胁，强化皇权。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后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中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此请者，置之重典。”明代官吏常服这显然是在为废除中书省和左右丞相寻找借口，他废除丞相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设置丞相就会“不旋踵而亡”，而是在于丞相权力过大，容易造成皇权的削弱。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为了使皇权兼并相权，以便大权独揽，威临天下。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早在1934年曾经撰文《胡惟庸党案考》，指出朱元璋兴胡蓝之狱的原因：“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孙懦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的施行一系列的大，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的开端。”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相沿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至此销声匿迹，君权、相权合二为一，使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最顶峰。从唐代中期以后君主集权和分割相权的总的趋势来看，明代最终废除宰相制度，也是宰相制度的必然归宿。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后人据史书记载统计，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处理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处理200多件。这使他感到十分劳累，所以他对身边的侍从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
"范蠡载西子以往。王铚性之言，历考文书无此事。其原出杜牧之诗云：'西子下吴会，一舸随鸱夷。'王解此意又不然。"曰："王性之不成器。如这般发事，渠读书多，考究得甚精且多也。"〔扬〕
义刚论田子方"贫贱骄人"之说，虽能折子击，却非知道者之言。不成我贫贱便可凌人，此岂忘乎贫贱富贵者哉?陈仲亨不以为然，次日请问。先生曰："他是为子击语意而发，但子方却别有个意思。它后面说'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此是说我只是贫贱，不肯自诎。'说大人则藐之'，孟子也如此说。虽曰圣人'无小大，无敢慢'，不肯如此说，但视那为富贵权势所移者有间矣。圣人气象固不如此，若大贤以下，则未免如是。"以下战国。
赵武灵王也是有英气，所以做得恁地。也缘是他肚里事，会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这些子。如后来立后一乖，也是心不正后，感召得这般事来。〔义刚〕
问："乐毅伐齐，文中子以为善藏其用，东坡则责其不合妄效王者事业以取败。二说孰是?"曰："这是他们爱去立说，后都不去考教子细。这只是那田单会守后，不柰他何。当时乐毅自是兼秦魏之师，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齐七十馀城。及既杀了湣王，则人心自是休了。它又怕那三国来分他底，连忙发遣了它。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单也忠义，尽死节守那二城。乐毅不是不要取它，也煞费气力，被它善守，后不柰他何。乐毅也只是战国之士，又何尝是王者之师?它当时也恣意去卤掠，正如孟子所谓'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不过如此举措。它当时那鼎也去扛得来，他岂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单与他皆会。两个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乐毅也煞费气力，但取不得。及用骑劫则是大段无能，后被田单使一个小术数子，便乘势杀将去。便是国不可以无人，如齐但有一田单，尽死节恁地守，便不柰他何。"〔义刚〕
常先难而后易，不然，则难将至矣。如乐毅用事，始常惧难，乃心谨畏，不敢忽易，故战则虽大国坚城，无有不破者。及至胜，则自骄，胆大而恃兵强，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寿昌〕
乐毅莒即墨之围，乃用师之道当如此，用速不得。又齐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於莒，则人复惜之，不忍尽亡其国。即墨又有田单，故下之难。使毅得尽其策，必不失之。光武下一城不得。明帝谓下之太速。〔扬〕
义刚曰："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终能和以待廉颇，可谓贤矣。但以义刚观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术待秦，乃为善谋。盖柔乃能制刚，弱乃能胜强。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区区之赵而斗强秦。若秦奋其虎狼之威，将何以处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说，大故取它。说它不是战国之士，此说也太过。其实它只是战国之士。龟山亦有一说，大概与公说相似，说相如不合要与秦争那璧。要之恁地说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赵国相传以此为宝，若当时骤然被人将去，则国势也解不振。古人传国皆以宝玉之属为重，若子孙不能谨守，便是不孝。当时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杀他后，方恁地做。若其它人，则是怕秦杀了，便不敢去。如蔺相如岂是孟浪恁地做?它须是料度得那秦过了。战国时如此等也多。黄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当时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声，只恁休了。"〔义刚〕
春秋时相杀，甚者若相骂然。长平坑杀四十万人，史迁言不足信。败则有之，若谓之尽坑四十万人，将几多所在!又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又谓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窥山东之类，何尝有等事?皆史之溢言。
常疑四十万人死，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德明〕
"常思孙膑料庞涓暮当至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僩曰："使其不烛火看白书，则如之何?"曰："膑料庞涓是个絮底人，必看无疑。此有三样：上智底人，他晓得必不看;下智呆底人，亦不必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则堕其机矣。尝思古今智士之谋略诡谲，固不可及。然记之者能如此曲折书之而不失其意，则其智亦不可及矣。"
燕丹知燕必亡，故为荆轲之举。〔德明〕
术至韩非说难，精密至矣。苏张亦尚疏。
陈仲亨问："合从便不便?"曰："温公是说合从为六国之便。观当时合从时，秦也是惧。盖天下尽合为一，而秦独守关中一片子地，也未是长策。但它几个心难一，如何有个人兜揽得他，也是难。这个却须是如孟子之说方得。'如有不嗜者，则天下之人皆引领而望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於天下。'孟子只是责办于己。设使当时有仁政，则如大旱之望云霓，民自归之。秦虽强，亦无如我何。"义刚问："苏秦激怒张仪，如秦人皆说它术高，窃以为正是失策处。"曰："某谓未必有此事。所谓'激怒'者，只是苏秦当时做得称意，后去欺那张仪。而今若说是苏秦怕秦来败从，所以激张仪入秦，庶秦不来败从，那张仪与你有甚人情?这只是苏秦之徒见他做倒了这一著后，妆点出此事来谩人。"〔义刚〕(夔孙录云："因说苏秦激张仪入秦事，曰：'某尝疑不恁地做得拙。苏秦岂不知张仪入秦，会翻了他?想是苏秦输了这一筹，其徒遂装撰此等说话。'"人杰录云："常疑苏秦资送张仪入秦事，恐无此理。当时范睢蔡泽之徒，多是乘人间隙而夺之位，何尝立得事功!吴起务在富国强兵，破游说之言。纵横者若是立脚务实，自不容此辈纷纭挠乱也。")
问："关中形胜，周用以兴，到得后来，秦又用以兴。"曰："此亦在人做。当春秋时，秦亦为齐晋所轧，不得伸。到战国时，六国又皆以夷狄摈之，使不得与中国会盟。及孝公因此发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强大。后来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会做底，故相继做起来。若其间有一二君昏庸，则依旧做坏了。以此见得形胜也须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睢倾穰侯之故，却尽收得许多权柄，秦遂益强，岂不是会?"〔广〕(以下秦。)
陈仲亨以义刚所疑问云："商鞅说孝公帝王道不从，乃说以伯道。鞅亦不晓帝王道，但是先将此说在前者，渠知孝公决不能从，且恁地说，庶可以坚后面伯道之说耳。"先生曰："鞅又如何理会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头去挥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说，只是欲人知道我无所不晓。"义刚问："不知温公削去前一截，是如何?"曰："他说无此事，不肯信。"又问："如子房招'四皓'，伊川取之，以为得'纳约自牖'之义，而温公亦削之，如何?"曰："是他意里不爱，不合他意底，则削去。某常说，陈平说高祖曰，项王能敬人，故多得廉节之士。大王慢侮人，故廉节之士多不为用，然廉节士终不可得。臣愿得数万斤金以间疏楚君臣。这便是商鞅说孝公底一般。他知得高祖决不能不嫚侮以求廉节之士。但直说他，则恐未必便从，故且将去哧他一哧。等他不从后，却说之，此政与商鞅之术同。而温公也削去。若是有此一段时，见得他说得有意思;今削去了，则都无情意。他平白无事，教把许多金来用，问高祖便肯。如此等类，被他削去底多，如何恁地得?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著存得在那里。其间自有许多事，若是不好底便不载时，孔子一部春秋便都不是了。那里面何所不有!"〔义刚〕(元本云："商鞅先以帝王说孝公，此只是大拍头挥他底。它知孝公必不能用得这说话，且说这大话了，却放出那本色底来。通鉴削去前一节，温公之意谓鞅无那帝王底道理，遂除去了。温公便是不晓这般底人。如条侯击吴楚，到洛阳，得剧孟，隐若一敌国，亦不信。他说道，如何得一个侠士，便隐若一敌国!不知这般人得之未必能成事，若为盗所得，煞会挠人。盖是他自有这般宾客，那一般人都信向他。若被他一下鼓动得去，直是能生事。又如陈平说高帝，谓项王下人，能得廉节之士。大王慢侮人，故嗜利***者归之。大王诚能去两短，集两长，则云云。然大王恣悔慢，必不得廉节之士。故劝捐数万斤金以间楚君臣。这也是度得高祖必不能下士，故先说许多话，教高祖亦自知做不得了，方说他本谋来，故能使人听信。某说此正与商鞅之术同，而温公亦削了。"夔孙录同。但云："温公性朴直，便是不晓这般底人。得剧孟事也不信，谓世间都无这般底人。")
以今观之，秦取六国当甚易，而秦甚难之。以古来无此样，不敢轻易。因说，后世篡夺难。大凡事前未有样者，不易做。〔扬〕
仲亨问开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东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谓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个横，一个直耳。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这便是陌;若是十个涂，恁地直在横头，又作一大沟，谓之洫，洫上有路，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则只恁地闲在那里。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开破了，遇可做田处，便垦作田，更不要恁地齐整。这'开'字非开创之'开'，乃开辟之'开'。蔡泽传曰：'破坏井田，决裂阡陌。'观此可见。这两句自是合掌说，后 阡陌是井田路，其路甚大。废田，遂一齐开小了作田，故谓之"破井田，开阡陌"。〔扬〕
"伯恭言，秦变法，后世虽屡更数易，终不出秦。如何?"曰："此意好。但使伯恭为相，果能尽用三代法度否?"问："后有圣贤者出，如何?"曰："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升卿〕
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又问："贾生'仁义攻守'之说，恐秦如此，亦难以仁义守之。"曰："它若延得数十年，亦可扶持整顿。只是犯众怒多，下面逼得来紧，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来，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扫除，不留。秦视六国之君，如坑婴儿。今年捉一人，明年捉两人，绝灭都尽，所以犯天下众怒。当时但闻'秦'字，不问智愚男女，尽要起而亡之!陈涉便做陈王，张耳便做赵王，更阻遏它不住。汉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阳、金、商、蓝田入关，节录作"从长安角上入关"。项羽自河北大路入关。及项羽尽杀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婴在也。"〔铢〕
秦以水德王，故数用六为纪。〔振〕
五德相承，古人所说皆不定。谓周为木德，后秦以邹衍之说推之，乃以为火德。故秦以所不胜者承周，号水德。汉又承周不承秦。后又有谓汉非火德者。王莽又有云云。三代而上，未有此论。则东坡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者，又未必是。〔扬〕
咸阳在渭北，汉在渭南。秦建十月已久，通鉴不曾契勘。〔扬〕
人皆不晓。唐时却说宽乡为井田，狭乡为阡陌。东莱论井田引蔡泽传两句，然又却多方回互，说从那开阡陌之意上去。"〔义刚〕
问井田阡陌。曰："已前人都错看了。某尝考来，盖陌者，百也;阡者，千也。井田一夫百亩，则为遂，遂上有径，此是纵，为陌;十夫千亩，则为沟，沟上有畛，此是横，为阡。积此而往，百夫万亩，则为洫，洫上有涂，涂纵，又为陌;千夫十万亩，则为浍，浍上有道，道横，又为阡。商鞅开之，乃是当时井田既不存，便以此物为无用，一切破荡了。蔡泽传云'商君决裂阡陌'，乃是如此，非谓变井田为阡陌也。"〔夔孙〕僩录云："人皆谓废古井田，开今阡陌云云。"
大学士，为皇帝的高级秘书官。
又称内阁大学士（明及以后）、殿阁大学士等，也有协办大学士。
明清时流行的中堂一称，一般是指大学士或首辅大学士。
此外，越南的后黎朝和阮朝也曾模仿中国，设立大学士之职。
罢丞相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因案被诛，明太祖罢中书省，废除二千余年来的丞相制度，直接由皇帝亲统六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六月，太祖御奉天殿，敕谕文武群臣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1] 但由于工作份量实在过于庞大，洪武十五年（1382年）不得不设殿阁大学士，为皇帝顾问，一开始大学士并无实权，类似今日的秘书之职。《明史·职官一》载：“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建文中，改大学士为学士。”明成祖即位，复原制。
设内阁
内阁首辅张居正
明成祖始开内阁于文渊阁，延揽大学士入内阁，选翰林官解缙、胡广、杨荣等入职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政务自此始，有人渐升为大学士，但品阶只有正五品。仁宗增置谨身殿（后改建极殿）大学士，后大学士常以三孤兼任尚书，地位尊崇，为皇帝起草诏令，指导批答奏章，号称辅臣。仁宣时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入阁，多所扶正，海内清平。
大学士中居首者，号称首辅，其权最大，有票拟之权。明武宗正德中期以后，内阁权力急速发展，但首辅大学士的职权仍无法与以往的丞相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