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重大历史***有：
1、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由中央书记兼特别书记周恩来担任总指挥，带领上海工人发动的起义，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租界里的中国工人也***到华界参加起义，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6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2、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1927年5月21日晚，驻守长沙的武汉***辖军，***军官许克祥率叛军捣毁了***控制的组织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员、***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
3、南昌起义爆发，中国人民***成立。
八一南昌起义常简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指在1927年8月1日***联合***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4、***领导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主持前委会议，及时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决定，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
5、***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此外还有：***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成立、***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等等。
陈乔年，1902年生于安徽安庆。幼时，他与哥哥陈延年同在家乡求学，勤奋攻读。1915年，兄弟俩离开故乡到上海读书，与他们的父亲――正在主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生活在一起。1917年，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陈延年和陈乔年遂在上海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不久，两人都考入复旦大学。
1919年12月，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陈乔年和延年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3年多的时间里，经过认真刻苦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他们逐步抛弃了原来所信仰的无***主义，转而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马克思主义。1922年冬，经***中央批准，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中国***。 第二年3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陈乔年等人离开法国赴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冬，遵照***中央的指示，陈乔年离开莫斯科回国。
陈乔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担任***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组织部长。经历了多年的异国他乡生活后，突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陈乔年心中感到非常的幸福，更是充满了为国效力的***；目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种种倒行逆施，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又使他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陈乔年一来到古城北京，就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之中。
当时的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日趋高涨，但革命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右派妄图破坏统一战线，国家主义派也发出叫嚣。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地委和北京区委（北方区委的前身）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以适应思想战线上斗争的需要。但当时军警检查甚严，办刊物、印***都很困难，为了保证安全，不得不经常改换印刷厂，而有的私营印刷厂又不敢承印革命宣传品，有的则乘机抬高印价。为了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回击各种谬论，北京区委根据李大钊的提议，决定在北京创办一个秘密印刷厂，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乔年。 经过认真的筹划和准备之后，1925年2月的一天，陈乔年在北京大学一院的一间教室里，召集有关同志开会，研究创建印刷厂的具体事项。陈乔年首先征求了与会者中经验丰富的印刷工人的意见，然后提出两星期内把印刷厂办成的要求。会后，几个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打听市场行情，选购旧机器和其他印刷用品，租赁合适的房屋作厂房，招收因***被资本家开除的印刷工人进厂工作。不到10天，秘密印刷厂就正式开工了。
这个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翻印***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印刷北京区委的机关报《政治生活》和一些***等。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印刷厂白天承印市民的一般稿件，夜里才开始印刷党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品。大约半年以后，为避开敌人的耳目，印刷厂又迁移地址，更换厂名，使敌人一直也没搞清这个印刷厂的真实面目。就这样，这个由陈乔年主持创建的印刷厂，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坚持工作了1年多，保证了《向导》和《政治生活》在北京及时、按期出版，为宣传我党的主张，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25年春夏，中国***在北京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悼念、声援五卅等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陈乔年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协助李大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是年10月，***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区委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
北方区委成立后，根据***中央关于开办区之下的高级党校，以“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的决定，立即着手在北京开办区委党校。李大钊和赵世炎、陈乔年认真分析了北方区委所辖各地委的情况，根据工作需要，规定了学员条件，确定了各地委选派学员的名额。并经***中央同意，请当年4月从苏联回国的罗亦农担任校长，主持党校工作。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之后，北方区委党校在1925年10月间正式开学。陈乔年担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党的建设、世界革命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况等课程的讲授任务。为了准备讲稿，他常常彻夜不眠。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个月后，这一期党校圆满结束。各地学员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或返回原地、或被派往其他地区工作，他们大都担任了党团的基层领导干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北方区委党校是中国***历史上在北方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尽管时间不长，又缺乏经验，但却办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与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乔年等同志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1925年11月，由于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与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联合反奉，使国民军控制了北京地区；在革命群众运动强有力的冲击下，由奉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也摇摇欲坠。鉴于这种形势，在北方区委11月中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提出，应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在国民军的配合下，领导北京的革命群众进行一次推翻段祺瑞***的起义，建立国民***，以结束军阀的统治。陈乔年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之后，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革命形势虽好，但起义问题要慎重考虑。因为国民军虽然同情群众的革命运动，但其上层***物的态度尚不明朗，而中国***又没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军的态度一旦有变，起义就难于成功。陈乔年的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接着又有同志提出，可以做两手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灵活安排；纵然起义难于持久，起码也可以显示群众的力量，给段祺瑞***一个沉重的打击。区委经过反复讨论后，***纳了这个意见，作出了发动“首都革命”的决定，并成立了由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拟订行动***，具体负责“首都革命”的准备工作和指挥工作。陈乔年虽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执行区委的决定，积极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工作。 经过数天繁忙的秘密准备工作之后，***右派的头目到国民军那里造谣，挑拨中国***与国民军的关系，使国民军的态度发生变化，背弃了响应革命群众行动的诺言，竟派兵保护段祺瑞执政***。28日清晨，行动委员会得知这一突变的情况后，立即通知各区指挥部停止行动。但在当时通讯联络不便的情况下，有的区因没能及时接到通知已开始向预定的目标发起冲击，并散发了大量号召实行“首都革命”的***。情况紧急，行动委员会当机立断，决定带领广大群众向段祺瑞执***各机关继续展开猛烈冲击，并召开国民大会，举行大规模。29日，在群众之后，“首都革命”即告结束。
“首都革命”虽然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给段祺瑞***以不小打击，但却没有达到推翻段***、成立国民***的目的。实践证明陈乔年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说明他在大好形势面前始终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而他在行动上坚决执行组织决定的表现，则说明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持奉系军阀，公然派军舰掩护奉系军舰驶入大沽口，驻守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见日舰驶来，就以旗语制止，但日舰置之不理，国民军遂发空炮警告，而日舰竟以实弹射击，使炮台守军死伤10余人。国民军被迫予以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倒打一耙，以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提出“***”，并纠合英、美、法等七国公使，于3月16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蛮横态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80多所学校、60多个团体约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前，陈乔年、赵世炎等在北方区委会议上，报告了发动群众和准备大会的情况。李大钊表示要亲自参加群众***，陈乔年提出让卫士汤汝贤伴随，以保护其安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北方区委负责人在参加天安门国民大会之后，又同2000多群众一起结队，并到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段祺瑞执******。
***群众进入执***门前广场后不久，段祺瑞的军警竟开排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顿时，血流遍地，秩序大乱。见此情景，陈乔年大喊：“不要乱！”随即沉着地指挥周围的群众撤退。这时军警一面射击，一面端着向群众逼来。在拥挤中，陈乔年被刺中胸部，鲜血立即浸透了上衣。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后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回到区委机关。
在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之后，他立即询问区委其他同志的情况，当他听说李大钊、赵世炎还没回来时，非常着急，让刚刚回来的汤汝贤马上前去寻找。直到李大钊、赵世炎等安全返回机关后，他才放下心来。
当天，北方区委就开会研究惨案发生后应***取的对策。胸部负伤的陈乔年不顾伤痛，坚持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李大钊见他面色煞白，让他去休息，但他一直坚持到散会才离去。 作为北方区委的组织部长，陈乔年除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领导了北京历次重大斗争外，还为北方党的组织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当时，中国***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组织建设的经验，因此，摆在陈乔年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他不怕困难，刻苦学习，虚心求教，勇于探索，终于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严密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区委对北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准确掌握党的发展状况，他精心设计了各式统计表格，发给各级党组织使用；同时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各级组织遵照执行。后来，***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他设计的表格，并推广了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
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是当时组织建设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为此，陈乔年经常深入到学校、工厂、机关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他担任组织部长的这段时间里，北方地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展，党员人数也大大增加。据统计，1924年5月时，全区党员仅有75人，而两年后的1926年7月，全区党员已达2069人。
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献身精神，使陈乔年在斗争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在工作中常常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那时，在区委机关工作的同志经常为赶印宣传品而加夜班，陈乔年见有的年轻同志爱打瞌睡，便主动到他们那里，一边写东西，一边陪伴他们，写完了文章，又帮助他们工作。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就劝他早点睡觉，他却笑着说：“你们睡了，我也睡了，文件也就跟着睡了。这样，我们的工作也都睡着啦！”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睡意全都没有了。陈乔年就是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革命战士！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奉命离开北京去南方工作。次年4月27日至5月11日，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乔年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会后，他留在武汉工作，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陈乔年对他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人惨遭敌人的，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陈乔年还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会后，陈乔年调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冬，他奉命调到上海，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时，上海环境极为险恶，***派到处疯狂搜捕***人和革命群众，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不断遭到破坏，黄浦江上空弥漫着血雨腥风。陈乔年到上海后，不畏环境险恶，积极协同当时担任***江苏***的王若飞开展工作。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地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他们秘密地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由于有他们日夜为革命奔走，上海革命力量克服艰难险阻，重新聚集起来。 正当上海和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出现了新面貌时，却发生了极为不幸的事情。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陈乔年主持了这次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和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
陈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从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顽强而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起初，他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党组织得知陈乔年等被捕后，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因为他未暴露真实身份，便***用钱将他赎出。与他同时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的职务。周之楚十分英勇，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这一切都在按***的进行，不料，周之楚的父亲出于怜子之情，也四处托人营救他，这样一来，反倒使敌人间接发觉了陈乔年的身份。陈乔年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费心，更不必再为他花钱。关押期间，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陈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还不断地鼓励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气节。
敌人见从他们身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打算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三名重要的***人。同志们知道后，心情十分难过。陈乔年却鼓励大家：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好好学习，以便将来继续为党工作。他还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们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说：“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敌人在上海枫林桥畔将年仅26岁的陈乔年枪杀，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郑复他、许白昊。
陈乔年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革命失去了一名坚强战士，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儿子。陈乔年的英名和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和中国人民的心中。
鲁迅对革命产生的影响：
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
尔后***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鲁迅”的意义
“鲁迅”的意义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了新的变化。变化就是重新回归“五四”，强调其启蒙的意义。这是由鲁迅前期***的启蒙主义性质决定的，但更是出于反思和克服极左路线所造成的人格扭曲、思想异化的严重后果的历史需要。
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重新评价，突出其批判封建蒙昧主义文化的本来意义，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为思想解放开辟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鲁迅研究已经成了打破现代迷信、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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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亥革命胜利后，当了临时大总统。有一次，他身穿便服，到参议院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然而，大门前执勤的卫兵，见来人衣着简单，便拦住他，并厉声叫道：“今天有重要会议，只有大总统和议员们才能进去，你这个大胆的人要进去干什么?快走!快走!否则，大总统看见了会动怒。
一定会惩罚你的！”?听罢，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大总统会生气的?”一边说着，一边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卫兵一看证件，才知道这个普通着装的人竟是大总统。惊恐之下，卫兵扑倒在地，连连请罪。急忙扶卫兵起身，并幽默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的。
2、一天，到同盟会总部去讲演，不坐汽车，步行前往。走到总部门口的时候，被卫兵拦住，不让进门。卫兵说：“今天孙大总统要来，闲人不得入内。”微笑着对他说：“大总统也是人，是人民的公仆，怎么他一来，就不许别人进去了呢?”接着，他慢慢地拿出名片来。
卫兵一看“孙文”两字，惊惶万状。和蔼地点点头，走进门去。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护卫队长郭汉章请求终身跟随。说：“我从四月一日起已是老百姓，不能再有什么侍从队长，你是国家军官，就该服从***调配，跟黄兴同志一首工作。
3、1913年，组织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逃亡日本。当时，有两个上海人专程来到东京，想为推算“八字”。“八字?”双手朝腰间一撑说：“如果我的‘八字’不好，就不要革命了?”他将手一挥说：“也好。
干脆对你们讲明我的‘八字’吧：打倒军阀，革命到底!”两人一听，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哈哈大笑道：“你们千里迢迢而来，我也送你们个‘八字’：百折不挠，挽救中华!”
4、有一次，在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讲民族主义。礼堂不大，听的人很多，天气又热一些，听着听着有人就要入睡。这时，便穿插一个故事说：“那年我在香港读书时，看见许多苦力工人聚在一起谈得很起劲，有人哈哈大笑。
觉得奇怪，便上前问一下。有一个苦力说：后生哥!读书好了，知道我们的事于你无益。又一个告诉我：我们当中一个行家，辛辛苦苦地积蓄了五块钱，买一张马票，牢牢记住那上面的号码，把它藏在日常用来挑东西的竹杠里。等到***，竟真的中了头奖。
他欢喜万分，以为领奖后可以买洋房、做生意。这一生再也不用这根挑东西的杠子过生活了，就把竹杠***地扔到大海里。不消说，连那张马票也一齐丢了。钱没有到手却先丢了竹杠，结果是空欢喜一场。说到这儿。大家听得入迷，禁不住笑了起来。
接着归到本题：“对于我们大家，民族主义就是这根竹杠，千万不能丢啊!”就是运用这种生动风趣的谈吐宣传革命道理，唤起民众，深受群众的欢迎。
5、辛亥革命推翻清***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在唤起群众上，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自福州抵达广州。
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
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
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
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赞许。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
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全词上阕写景，下阕抒情。上阕从岳麓山、湘江、天空、水底选取实景，远近结合，动静映照，用文字描绘了一幅湘江秋景图，最后一句诗表现***对主宰国家命运，掌握民族的前途的期望。
下阕通过对战友和战斗生活的回忆和追述，以及不惧怕当时的大军阀敢于反抗，最后三句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在革命运动中也可以激流勇进完成革命主宰中华大地。
《沁园春·长沙》是近代诗人***所写的一首词。该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抒写出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统治者，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全词在片语之间，融情入理，情景交融。
扩展资料：
作者
***（1893—1***6），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冲(今湖南省韶山市)人，中国***、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中国当代杰出的诗人。
创作背景
1925年，国民大革命已经开始，同年春天，***从上海市回到湖南省，组织了20个多个农会，开始了革命事业，秋季，***从湖南省到广东省广州市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长沙市的时候，他重新游历了橘子洲头，看到深秋时节的橘子洲头的景色，他写了这首词。
出版发表
1957年，《诗刊》第一期刊载了***的18首旧体诗词，该词为其中一首。
1958年，由叶君健、于宝榘翻译的上述18首词的英译版在《中国文学》第三期发表。
参考资料：
沈粹缜的丈夫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邹韬奋，他创办了著名的《生活》系列报章杂志，成为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革命征途中，夫人沈粹缜始终默默地支持着他。邹韬奋的出色和沈粹缜的平凡相互辉映，堪称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楷模。
在邹韬奋身后，夫人沈粹缜始终默默追随。她要带孩子，要操持家务，虽然忙碌的邹韬奋很少顾家，但她从不以经济上的问题来影响丈夫。据范长江回忆：1941年在香港时，“我发现他的夫人沈粹缜女士有些为难的样子，仔细一问，原来他在香港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费用均无着落，才由朋友们商量以预支稿费的方式按月给他四百元港币，才算解决了他全家的生活问题。”
1942年，邹韬奋在广东梅州隐居，回到上海后，经诊断得了中耳癌。邹
韬奋在稍微平静的时候，对沈粹缜说：“你瘦了，是我的病把你折磨瘦了。”病榻上的邹韬奋念念不忘革命，在遗嘱中要求入党。他对沈粹缜说：“等我病好了，我们一定到延安去。”临终前，邹韬奋在一张纸上专门为沈粹缜写了“不要怕”三个字，这是邹韬奋留给沈粹缜最后的话。
在上海，因为邹韬奋正受到日本侵略军的通缉，他的遗体也只能用化名暂时寄放在上海殡仪馆里。人们都沉痛悼念这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9月28日，中国***中央委员会发出唁电：“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在挽辞中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对邹韬奋一生革命实践的最确切评价。
韬奋的事业是从《生活》周刊起步的。《生活》周刊创办于1925年10月11日，其初衷是对普通市民进行职业教育。1926年1月，邹韬奋与沈粹缜结婚。主编《生活》和解决个人生活，对年轻的韬奋来说都是一大飞跃。
婚后的邹韬奋得到了一个典型的东方妇女所给予他的真挚、朴素而淳厚的爱情。沈粹缜理解和支持丈夫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他的事业。韬奋要独立主编《生活》周刊，因为人手不够，他不得不全心扑上去，早出晚归。邹韬奋1937年在苏州监狱中曾回忆起这段生活：“我的妻子有一次和我说笑话，她说：‘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我们不难想象邹韬奋在说这段话时幸福与戏谑相交融的甜蜜，也可以体会到沈粹缜对邹韬奋嗔爱参半的复杂的感情。
萨空了回忆说：“邹韬奋差不多大我十岁，可是在我看来，他天真得像一个孩子，这一点他的夫人沈粹缜女士是有同感的，她经常也像照顾一个孩子一样地照顾着他。”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1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1900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 1921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他参与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从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邹韬奋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注重联系群众。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1930年，邹韬奋又在原来经营规模的基础上，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对于社会上的***腐化等现象，不免要迎头痛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邹韬奋的经营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经常受到***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被***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乘坐意大利油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国，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
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毅然决定回国。1935年8月，邹韬奋离开美国，回到中国。1935年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2月，邹韬奋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邹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 邹韬奋及《大众生活》的正义言行，再度激起******的惶恐。他们又使出种种计谋，扼杀《大众生活》。一方面，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诬陷、诽谤邹韬奋；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于这些软硬相施的卑劣行径，邹韬奋义正辞严，予以了无情反击。他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查封。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于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为了能够公开发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邹韬奋终于克服人力、财力等种种困难，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生活日报》发行后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1936年11月22日深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等活动，声讨******，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1937年7月31日，***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的工作。”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邹韬奋出狱后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惶恐和恼怒，从1939年4月起，***特务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当局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他接连向******提出强烈***。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除主持《大众生活》外，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邹韬奋在香港期间发表的言论，“是他在抗战时期言论的精华。他把***派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因为被迫抗日所积蓄起来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彻底加以清算，还它一个***的本来面目”。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进“南进”政策。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国***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时，邹韬奋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患病期间，他忍受耳癌袭来的阵阵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的遗著）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谈到关于考察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时，邹韬奋在书中由衷地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③邹韬奋一生正是抱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执著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的申请：“请中国***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表达了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诚挚愿望。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离开了他毕生致力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享年48岁。
姓名：张太雷
别名：张椿年
生辰：1898年
忌日：1927年12月12日
籍贯：江苏常州
职业：革命家
恽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恽爵三为清朝知府下属八品官,母亲陈葆云出身于士宦之家,是代英的启蒙老师。代英兄妹5人,他排行第二。代英从小酷爱学习,每看到一本好书,便废寝忘食地阅读,非读完方罢休。1913年,他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1915年进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他十分重视“砥砺行为,敦进学业”。他博览群书,除了阅读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外书籍,还涉猎自然科学。他的学习成绩优异,深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敬慕。他擅诗善文,还具有演说的天才。
当时,我国正处于时期。恽代英追求真理,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成为中冲锋陷阵的猛士。
20世纪初叶,在中国大地上,一批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1917年10月,恽代英和梁绍文、洗震、黄负生等创办了互助社。互助社的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是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
1918年夏,恽代英大学毕业,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武汉,恽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员热烈响应。他书写《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呜呼青岛》的***散发,并组织学生上街***和***。掀起了武汉三镇学生***、工人***、商人罢市的浪潮。武***民的革命斗争,迫使湖北督军王占元向北洋军阀***和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去电,要求拒绝签字。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20年2月1日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经销《***宣言》、《共产主义ABC》和《新青年》、《***》等刊物。书社每天吸引着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和群众,是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恽代英在1919年10月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春,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来到北京,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6月,恽代英回到武昌。同年秋到安徽宣城,任省立第四师范教务主任,随读的有李求实、吴华梓、刘茂祥等。他到校后,对学校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指导学生阅读《***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举行“五四”、“五七”纪念会。由于恽代英的革命活动,宣城地方势力恐惧万分,诬指恽代英“组织党羽,煽动学生,图谋不轨,大逆不道”,安徽省军阀下令通缉恽代英。恽代英被迫于1921年5月离开了宣城,只身经芜湖、安庆,来到南京。
同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梅庵举行年会。年会在讨论学会宗旨和主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中夏坚决主张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方向;左舜生等则坚决反对,主张学会应成为从事“社会活动”的改良主义团体。恽代英在年会上,起初***取调和态度,以免学会造成分裂。年会的后期,当他完全意识到学会不可避免要分裂时,就在大会上作了《学会前途危险,应讨论如何分裂》的发言,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这场斗争教育了恽代英,使他寄托在少年中国学会上的改造中国的希望破灭了,加速了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化的步伐。
会后,恽代英返回武昌。7月中旬,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在湖北黄岗成立了“共存社”。共存社的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这表明它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7月23日,中国***在上海宣告成立。恽代英闻讯后,便加入了中国***。
同年10月,恽代英到四川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校长等职。次年5月,他在该校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宣言》等著作。在此基础上,他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为在四川发展革命力量奠定了基础。
1923年1月,恽代英因遭受军阀张英的迫害,愤然离开了泸州,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同年夏,他应上海大学校务长邓中夏的聘请到上海大学任教。他和邓中夏、肖楚女等人一起为我党培养出许多优秀干部。
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举行,恽代英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增补为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团“二大”结束后,恽代英到上海和邓中夏筹办《中国青年》。
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正式创刊。恽代英是《中国青年》的编辑。他除精心编辑外,还为《中国青年》撰写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受到广大青年的衷心爱戴和崇敬,称赞他是良师益友。恽代英撰写的这些文章,为我们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一大”后,恽代英受党的指派,和***、邓中夏、向警予等***人参加***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恽代英任宣传部秘书。
1925年3月12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为了深切悼念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国共两党联合发动社会各界举行追悼会,掀起了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宣传。恽代英参加了上海执行部举行的各种追悼活动,他还奉上海执行部之命,来南京举行悼念和宣传活动。4月21、22日两天,南京各界人民隆重举行悼念先生的大会和活动,计有10万人参加。恽代英、何香凝、邵元冲、杨杏佛等发表演说,对主张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进行了宣传。
这一年上海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恽代英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他领导了上海学联和全国学总党团,负责青年学生工作。为了把“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推向全国各地,运动一发生,他以上海执行部的名义发电全国,要求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声援上海爱国运动。在运动***中,他来到南京进行宣传鼓动,向南京人民介绍了“五四”惨案的情况,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
7月15日至19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六届年会,这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他又一次与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斗争。7月19日,恽代英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题为《五四运动》的演说。
党为了加强对黄埔军校的领导,1926年5月,调恽代英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这时蒋介石正加紧阴谋篡夺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恽代英领导军校内的党团员,团结***左派,与蒋介石进行斗争。
7月,广州国民***在中国***的推动和组织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恽代英奉命留守广州。
10月15日至28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恽代英和、***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军校政治科迁到武昌,恽代英也奉命到武汉中央军校政治科担任领导工作。
1927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武汉三镇顿时掀起了反蒋斗争***,恽代英领导军校师生参加了反蒋斗争。22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邓演达、恽代英、***等联名讨蒋通电;次日军校学生和群众30余万人,在阅马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大会通过《讨蒋通电》。军校政治部的《革命生活》日刊还出版了《讨蒋特刊》,发表了《讨蒋通电》。
在一片讨蒋声中,这一年的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恽代英出席了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上,恽代英和瞿秋白、***等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批评,迫使陈独秀作了检查。
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恽代英率领军校学生随叶挺部队赴前线讨伐夏斗寅,取得了讨夏的胜利。继夏斗寅叛变后,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武汉三镇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
的***,吓不倒中国***人。7月上旬,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周恩来等9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临时中央派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大批***员、共青团员前往江西九江、南昌,到叶挺、贺龙部组织革命力量,南征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
恽代英等到达九江后,形势突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决意“清共”。在这紧要关头,恽代英和邓中夏、李立三等商议,并征得瞿秋白的同意,向临时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
临时中央常委会同意在南昌举行,并派周恩来赴南昌,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革命***——革命委员会,恽代英为革命委员会成员。
南昌起义失败后,恽代英历尽千辛万苦,于9月下旬到达香港。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改选了广东省委,张太雷仍然担任书记,恽代英被选为省委常委。11月26日,广东省委正式作出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张太雷、恽代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取得了胜利。当天,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广州苏维埃***诞生,恽代英担任苏维埃***秘书长。
广州起义在派和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但恽代英没有灰心丧气,他对周围的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只有不怕失败的人才是能取得胜利的人。”“俗话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如我们造30年反,决不会一事无成的。”“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也许那时年轻人不易领会我们走过难以令人设想的崎岖道路,
我们吃尽了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我们是舍得付出一切代价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退到香港。
1928年6月,恽代英从香港赴广西贵县,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出席了***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秋,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任秘书,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
1929年初,恽代英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1930年***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恽代英代表党中央出席了会议。会后,他视察了闽西苏区。这时,党中央的***李立三推行“左”倾路线,主张全国。恽代英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进行了批评和***,遭到李立三的打击,先后调恽代英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他住在贫民窟,身着工人装,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
5月6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韬朋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化名叫王作霖。敌人将他押至巡捕房,巡捕三番五次的毒打,他坚不吐实。次日,恽代英被上海公安局引渡,并以***嫌疑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他仍然坚持***口供,敌人无可奈何,6月初只好将他转押到漕河泾监狱,不久,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判了他5年徒刑。监狱中生活极其恶劣,连霉米饭都吃不饱,里面还夹杂着石子、砂子、稗子;开水也不够喝,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为了改善狱中生活,反抗虐待,恽代英组织难友们开展斗争。“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日时,恽代英用亲身经历向难友们讲述了起义的经过和经验教训。
8月27日,恽代英被押解到苏州监狱。次年2月,又转押到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关押。监狱非人的生活和疾病的折磨,使他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争精神。他经常对难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说:“对一个革命者来讲,战场固然是考验,而监狱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个特殊战场上,在生死面前,要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了一本解释党的“十大纲领”的工人读本。他还写下了这样一首气吞山河的狱中诗:
“浪迹江湖数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扰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恽代英被捕后,党组织设法营救,就在他即将被提前释放时,被叛徒顾顺章出卖。蒋介石急令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核对。4月28日,王震南拿着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来到监狱。恽代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轻蔑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王震南劝降失败,下令将代英加上镣铐,关进单人牢房。
蒋介石闻讯后,亲手下令:立即就地处决!
4月29日中午12时,敌人将恽代英从牢房押往狱中刑场。恽代英神色坦然,昂首挺胸,沿途高唱《国际歌》。临刑前,面对执行的刽子手,恽代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果!”
“快开枪!”执法官嚎叫着。
恽代英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中国***万岁!”
刽子手的枪声响了,恽代英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1950年周恩来为纪念恽代英殉难19周年题词,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概括:
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作品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生活的回忆，抒发了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表达出诗人蔑视统治者，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
全词分上下两阕。上阕写景，描绘了美丽壮观的湘江深秋景色，并即景抒情，提出了苍茫大地应该由谁来主宰的问题；下阕抒情，通过回忆，形象地概括了早期共产主义战士雄姿英发的战斗风貌和豪迈气概，艺术地回答了“谁主沉浮”的问题。
扩展资料：
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抨击黑暗，宣扬真理，鄙视当时的“万户侯”——军阀如粪土。在这一时期，***同志在长沙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开办了平民夜校、文化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领导了驱逐张敬尧等军阀的活动。
特别是创办《湘江评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1921年中国***的成立，在湖南地区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些既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具体内容，又是写作这首词的时代背景。了解这个背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体会词中闪耀着的革命者崇高心灵的美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