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为中用猜一民族名-洋为中用是谁说的

1.杨戬到底是？

2.毛主席说的，有关奋斗的话

3.摩罗诗力说的意义

4.西方传教士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杨戬到底是？

二郎神

中国民间俗神信仰中，二郎神是影响相当广泛的一例。自古以来，俗信多以四川灌口为二郎崇祀为正宗，且有迄今屹立在都江堰岷江东岸的二郎庙(又称二王庙)为证。与此对应，四川民间对二郎神崇拜也最称兴盛，凡驱傩逐疫、降妖镇宅、整治水患、节令赛会等各种民俗行为，莫不搬请二郎；有关二郎的大量传说，被编入多种戏剧，甚至影响至地名、山名。然而要问这位二郎神究竟姓什么，名什么，却又是一个被重重迷雾所遮掩的难题。即以灌口的二郎庙为例，种种异说所造成的矛盾在此就有集中反映：按《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此庙应为道观，所奉二郎神是宋真宗敕封圣号曰“清源妙道真君”的赵昱赵二郎；可是当年此庙中的二郎神塑像，却是位顶盔戴甲、粉面无须的青年郎君，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额上多一只眼睛，手执一把三尖两刃刀，皂靴前还有一条神犬，使人一看便知这就是《西游记》、《封神演义》中描绘的那位杨戬杨二郎。又让人惊奇的是，历代文人墨客在庙中殿阁廊庑所题匾额楹联及壁嵌碑文石刻，都毫无例外地把二郎神当作先秦蜀郡守李冰之子李二郎来赞颂。倘若有爱寻根究底的香客为此请教庙祝，他们也只好含糊其辞：反正你拜瞻的乃“二郎神”就是了。

到底谁是二郎神的真身，或者换句话讲，由四川而蔓延及全国的民间二郎神信仰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历史上有种种异说，近现代的学人也有许多考证和推论。

李二郎说。李冰是秦蜀郡守，在任期间，领导民众建成了功德绵延千年的都江堰。而蜀中民间传说，在这个浩大的工程中，他的次子“二郎”有协助父亲凿离堆、开二江的大功，因而被民众作为神灵奉祀。此类传说见于文字记载的时间，似始于北宋。《宋会要》记宋仁宗嘉佑八年封永康军广济王庙郎君神为惠灵侯，并言“神即李冰次子”，表明“二郎”即次子之意。南宋范成大曾任四川制置使，大概曾去瞻仰过这位“郎君神”，其《吴船录》称：“崇德庙在(永康)军(今灌口镇)城西门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庙食处也。”《通俗编》引《朱子语录》进一步点明：“蜀中灌口二郎庙，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其后，这位李二郎曾被元朝封为“英烈昭惠显圣仁佑王”，被清朝封为“承绩广惠显英王”。当四川巡抚上疏清雍正帝给二郎加封号时，礼部认为封儿子而不封父亲，似不妥当，所以雍正同时给李冰加封“敷泽兴济通佑王”(《清朝文献通考·群祀考二》)。这就是灌口二郎庙由原名崇德祠改为现名二王庙的由来。由于皇帝敕封，方志见载，李二郎享祀灌口的说法长期流布全国，尤其受到讲究引经据典的士大夫文人的支持。

赵二郎说。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引《龙城录》载，隋朝时有个赵昱，隐居青城山学道，因隋炀帝迫其入仕，出任四川嘉州太守。时有老蛟兴风作浪，成一方祸害。赵昱乃持刀投江，没入水中，与老蛟大战，顷刻间江水尽赤，石岸半崩，吼声如雷。最终赵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于是州人顶戴，奉为神明。其后赵昱弃官隐去，不知所终，但又在嘉陵江水涨溢为患时，几度“显神”。唐太宗从地方官的奏折中获知后，即封他为神勇大将军，在灌江口为之立庙。后来唐玄宗避安史之乱逃到四川时，又加封赤城王。据学人考证，《龙城录》乃宋人王铚托名唐柳宗元而撰，有关赵昱人江斩蛟的事迹，应在五代时已经流传，王铚只是作了总结并加以记载。而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称，在唐太宗封神以前，当地民众已为赵昱立庙于灌江口，俗曰灌口二郎。北宋真宗时，益州大乱，张乖崖奉旨入蜀治之，曾诣祠下求助于神，事后请皇帝追尊圣号，曰“清源妙道真君”。从此，这位“二郎神”声望日隆，宋元时代小说戏曲及民间传说中的二郎神，基本上就是这位赵二郎的形象和“神迹”，并对其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中二郎神形象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杨二郎说。凭借小说的力量，杨二郎成为明清以来人们最熟悉的“二郎神”。《西游记》第六回称他是“显圣二郎真君，见居灌洲灌江口”，又借孙悟空之口点出其来历：“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封神演义》更明指其名叫杨戬，是玉鼎真人的徒弟。其实杨戬本系北宋徽宗宠信的一个宦官，宋元时代，民间流传有一些他的轶闻，其中一则后来被编进明话本小说《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大意是徽宗后宫有一韩夫人因患病，奉旨借居杨戬府中休养。某日，韩夫人由杨戬内眷陪同去清源妙道二郎神庙里拈香，庙官孙神通窥其貌美，假扮二郎神，趁夜潜入杨府，诡称与韩夫人有仙缘，诱其苟合。后被杨戬识破，设计捉拿治罪。有人认为，故事中孙神通所冒充的清源妙道二郎神，就是赵昱。但未知有意或无意，这个杨戬捉拿假二郎的轶闻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走样了，最终杨戬变成了二郎神，再经《封神演义》“落实”，遂成定论；所以在民间俗信中的各种二郎神里，这个产生于小说的“杨二郎”是最不足为据的。可是也有人指出，远在北宋初年，“杨二郎”之说就已在民间流传，如《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引《通幽录》即有卢顼之舅在塔上“与杨二郎(打)双陆”等语，因知俗信以二郎神姓杨并非没有由来。至于以历史上实有其人的杨戬套合“杨二郎”，倒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的故意附会。据说胡适认为杨戬是“括地皮”的人物，而当时民间祭祀二郎神有“负土”作礼的风俗，所以痛恨杨戬聚敛的民众便把神与人联系起来，称他“杨二郎”以肆影射了(樊演《二郎神的转变》，《民俗周刊》第61、62期)。

那么这个原本与杨戬无关的“杨二郎”又是谁呢?李思纯认为其原型是南北朝时氐族的英雄人物杨难当，他是氐王杨盛的第二子，继承长兄杨玄之位，故在传说中称为二郎。历史上杨难当的统治中心在甘肃武都的仇池，曾据有宕昌之地，即今邻近灌口的松潘，还曾派兵深入川境。四川本是羌氐族旧地，容易慑服于他的兵威。于是由传说而信仰而立庙崇祀，便成为唐宋以来所谓灌口神的起源(《江村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赵逵夫也同意二郎乃氐族之神的看法，并且以丰富的史料证明，氐族先民最早生活在我国西北部，一直保持有“剠(黥)额为天”的习俗，即用刀在额上刻上痕迹，然后在伤口涂上墨，使长入肉中，形成永久的痕迹，看上去像一个竖起来的眼睛，即所谓“天眼”——这就是二郎神有三只眼的来历。东汉以还，氐人由今陇南扩散到川北、西康，这一带不仅二郎神的庙很多，以“二郎”名山者也很多，最著名的便是西康的二郎山。《邛崃县志》卷三记“蜀中古庙多蓝面神像……头上额中有纵目”，反映了氐人宗教的遗存。唐以后，氐人逐渐融合于汉族和藏族，氐族的三目祖先神即二郎神也随之成了大一统中华民族神仙世界中的成员。甘藏地区的青衣神，也是三只眼，恐怕很多与氐藏融合有关，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来自印度(《三目神与氐族渊源》，《文史知识》1997年第6期)。

另外，也有人提出“杨二郎”可能是“羊二郎”之谐音。如黄芝冈认为灌口二郎的原型是古羌民祖先神大禹，杀羊祭神是羌人的习俗。再证以《博物志》“川西杨姓为羊化子孙”的传说、无义可释的川地羊名(羊蒙山、羊渠县、羊飞山)以及范石湖《离堆诗序》所称“民祭赛(李冰)者率以羊，杀羊四五万计”的一种祀神习俗，更可推知川中杨姓大都是移人农耕地域的禹裔牧羊民族羌人所改，且能证明无论什么形象或姓氏的灌口二郎神都是羌氐人始祖大禹的变体(《大禹与李冰治水的关系》，《说文月刊》第2卷第1期)。李思纯亦有相似的见解，但他推测灌口二郎最初应是羌氐族的牧神兼猎神。射猎必须携带弓矢与猎犬，故唐末五代的灌口神是披甲胄持弓矢的，明代小说中二郎神驾鹰牵犬的造型，或由此嬗变。

何以知道唐末五代的灌口神是披甲胄持弓矢的呢?这个问题甚至引出了二郎是外国神祗的创见。

“外来神祗”二郎说。《十国春秋》记，五代时，前蜀王衍“被金甲，冠珠帽，持弓矢而行。百姓望之，谓如灌口袄神”。唐末五代时灌口便有被甲持弓的神像，就是由这条史料获知的。《说文新附》释“祆”，称：“祆，胡神也。从示，夭声。火千切。”有人考证此“袄神”即波斯的拜火教神祗，而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确有火崇拜，故推测二郎神之原型应是隋唐时从西域传进中国的波斯神灵，其后才逐渐本土化。张政烺则认为它是从印度进口的：印度神祗中有个毗沙门天王，也称北方天王。天王的第二子名独健，常领天兵护其国界。佛经中有传说，唐天宝元年(742)，大石、康居等五国围攻安西(今新疆库车县)，安西向朝廷告急。安西路远，救兵难到，唐玄宗派高僧不空请毗沙门天王发神兵救援，带兵出征者即天王二子独健，他用体硕如猬的金毛鼠将五国联军的弩弦器械全部咬坏，迫使五国退兵。其后玄宗便命天下州府都设坛供养天王及其部从形象，独健二郎神的广泛传播当在此时。外国神传人中国，常要经过改造，以二郎为赵昱或杨戬，便是土洋结合式的改造结果，但从元明杂剧中所演二郎神之事迹看，并未消除其原是毗沙门天王之子的痕迹(《封神演义漫谈》，《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

石二郎说。杨继忠指出，据崔令钦《教坊记》，唐初宫廷音乐家曾根据民间咏唱二郎神的曲调制成《二郎神》词牌，因知二郎神之名在初唐以前就存在，至于李冰次子、赵昱、杨戬等有名有姓的“二郎”，都是宋代及以后人的附会。那么初唐以前就被民间尊奉为神的这位无名无姓的二郎到底是谁呢?1974年3月，灌口都江堰河底出土了一座圆雕——李冰神石人。石人高2.9米，胸前刻有三行铭文：

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水万世焉建宁是东汉灵帝的年号“镇水”。这个石人是李冰被当作镇水之神的最早物证。铭文上说石人有三个，另外两个又在哪里呢?1975年1月，距李冰神石人出土处仅37米的同一河底，又出土了一个圆雕石人，高约2.2米，比李冰神石人矮小。其石质、造型风格、侵蚀程度均与李冰神石人一致，可断定是三神石人之一。至于这个无名神石人的身分，可认为是李冰的侍从之一，另一个尚待出土。李冰是蜀郡太守，按照古制例带侍从。东汉圆雕很讲究对称美，故侍从必定是两个。当时这种侍从叫做“郎”，职责是护卫、陪从、助理。人们对李冰神石人可以明确称呼，但对这两个无名神石人只好用他们的身分——“郎”来称呼了。因“郎”有两个，故简称“二郎”，又因它们都是石人，所以又叫“石二郎”。这种称呼随着李冰治水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二郎的故事也多起来了，且合而为一，成了一尊新造出来的神。这个造神过程大约历时四百年左右，在初唐以前完成。唐初词牌《二郎神》，又名《十二郎》，“十二郎”其实是“石二郎”一音之转，正可为还原“二郎神”原来是两个石人之历史真相提供一点佐证(《二郎神小考》，《文史知识》1982年第1期)。按：北宋赵抃《古今集记》有“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镇湔江”等语，可知东汉陈壹造三石人镇水的史实，在后世传说中已经被讹传为“李二郎”奉父亲之命造三石人镇水了。这条记载，似可为三石人与二郎神的不解之缘再提供一例旁证。

此外，学人中尚有“二郎神”之原型是白族传说中“二楞神”、羌族传说中“罗和二王”、彝族传说中“支格阿龙”等多种讲法，其共同点是都认定此神信仰发端于西南地区，文长不赘。有趣的是，任何一家之见，均能把二郎神信仰的嬗变轨迹讲得头头是道。如坚持二郎神本是羌族英雄神者，谓李冰本是羌族，他曾领导羌人治水，这就成为日后羌神助人斩蛟治水传奇的起因，并演绎出“李二郎”故事；其后道教自四川发源，又把这尊少数民族崇拜的神灵吸收到自己的众神体系中，变成了“赵二郎”。反之，坚持二郎神信仰肇端于二郎独健崇拜者则认为，由于不能容忍这位异方神祗对灌口的“侵入”，道家遂以赵昱来与之抗衡；又由于二郎独健毕竟是其他民族的神祗，要他来救援安西与巴蜀人民的生活似有点勉为其难，因而就产生了一种创造本民族二郎神的需要，于是当地民众便由赵昱斩蛟治水的神迹，想到了历史上的李冰，乃有“李二郎”传奇的发生。而坚持李冰治水史迹和石人镇水实为“二郎神”信仰之基础的学者，则以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的相互印证，认定其他种种“二郎”都是释道所造、文人学士的附会……

孰是孰非，相争不下，未知谁能提出足以使各家俱能认同的高见，最终拨开萦绕在灌口的历史迷雾。

毛主席说的，有关奋斗的话

1、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3、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4、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5、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6、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7、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新华网--重温最具魅力的55句话！

摩罗诗力说的意义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为当时我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应时而作的。它猛烈地批判了旧传统、旧文化，抨击了洋务派、维新派和复古派。《摩罗诗力说》是“五四”运动 前，思想启蒙时期的重要巨作，是揭露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檄文，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倡导浪漫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文中的科学性、战斗性和抒情性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少段落读起来琅琅上口。从认识水平上，《摩罗诗力说》无疑是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最高的作品，这可以从晚清的有关报刊、文集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中得到印证。

因此，要想了解鲁迅先生如何洋为中用，对旧传统、旧文化为代表的孔孟之道进行深刻批判，以及鲁迅先生为何要以介绍浪漫主义诗人及其诗歌流派来作为反封建的武器，倡导“恶魔诗人”、“反抗诗人”、“复仇诗人”和“爱国诗人”的精神，大胆提出冲破禁区、扫荡迷信，大力宣扬救国救民、解放中华民族的思想，就必须去读一读这篇《摩罗诗力说》。

西方传教士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中国与欧洲交往源远流长，但在欧亚两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希腊—拉丁和基督教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精神文化成果，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上首次开始真正的交流应是在新航路开辟后的明清之际，架起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精神上交往与沟通桥梁的，则是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出于宗教热忱和献身宗教的精神，为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中国，也把自己送到了中国。为了在传教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消除中国人对西方宗教的隔阂和疑惧，他们往往以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学，军事技术等近代科学知识作为传教的媒介，从而在客观上承担起西学东渐文化大使的历史使命。

从16世纪开始，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就来到了中国，实现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起在西方社会中所激起的对东方的向往、憧憬和追求。在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利玛窦无疑是一位最为重要的人士，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对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局面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583年到1610年，利玛窦在中国的二十八年岁月中，能够携带着西洋文化进入宫廷和士大夫群，在中国的士林名流中觅得知音，建立了以往任何传教士都无法比拟的极为广泛的社会联系。利玛窦之所以能立足于中国上流社会，使中国的士人阶层乐于与其交往，主要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利玛窦深深意识到，他所接近的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已经具备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政治制度和学术名艺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利玛窦中国札记》（上）第13页）。要想使西方的宗教思想被崇尚权威和正统思想的中国士人所接纳和理解，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他一方面尽力使天主教的礼仪适应中国的社会习惯，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切合点；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因为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尊重学问和知识的国度。因此他在传教时尤其注重数理科学知识的传播，往往将西方的天文、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作为与中国文士、朝臣、宫室结交的晋身之阶。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的最初印象，与他们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密切相联，然而科学的卓越成就还具有另外一个效果，导致他们接受一个外国人新信仰所必须的谦恭，以便使这个傲慢的民族减轻其心理优越感的枷锁。”基于以上认识和策略，因而使他在西学东传方面能够取得很大成功。

1584年，利玛窦在肇庆制作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后将它进献给明朝神宗皇帝，图中绘有经纬度数、赤道、五带及注有各国风土异俗，首次在中国人面前展示了世界全貌，并向中国推介西方的天文历算、机械工程、军事技术等。时人冯应京以钦佩的口吻说：“利子周游八万里，高测九天，深测九渊，皆不爽毫末。”由此，科学知识成为西方传教士开启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钥匙，也成为西学东传的引子。

明清之际的文士当中，有不少人信奉了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为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延筠。导致士大夫信教的重要根源是西方科学的吸引力，从十六世纪利玛窦来华开始到十八世纪末，耶稣会士在传布宗教神学的同时，译介了相当数量有关天文、舆地、数学、物理、医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著作。有中文可考者，约计370种左右，属科学者120种左右（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卷4下册P1246、P1255）。“西学”这个词，正是伴随着这一活动而来的，从传教士一开始译介西学的同时，中国奉教士大夫出于经世的考虑予以积极的合作。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含有西方严谨逻辑推理科学方法的《几何原本》；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撰写了《同文算指》，陕西人王徵（教名斐理伯）与教士邓玉函合作译绘《远西奇器图说》，以介绍西洋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而为学术界所推重。李之藻在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时，出于匡时济世的苦心，曾上《请译西洋历史等书疏》，欲破启锢闭，全面引入西学，他在上疏中写道：“……其书非特历书，又有水法之事，机巧绝伦，用之灌田济运，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书，不用算珠，举笔便成。又有测望之书，能测山岳江河远近高深，及七政(注:日、月、金、木、水、火、土)之大小高下，有仪象(注：天文)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格物穷理之书，备论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有几何原本之书，专究方圆平直，以为制作工具本领。可见其对西学之推崇备至（以上摘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P150页）。

徐光启、李之藻采西学的主张，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但由于朝中保守势力的排外和责备，刚刚吹来的西学东渐之风，在一派反对声中趔趄前行，但它却真实地反映出明清之际先进的中国人士，从华夷之见中探出头来接纳新知识的开明和勇气，为中国科技发展注入新的生机。

明清之际，向中国介绍西方军事火炮技术和天文历学知识，取得重大成就的有耶稣会士汤若望、南怀仁等。

明朝末年，明廷为与东北满清抗争，亟需新式的军事技术，当时只有西方传教士能够向中国介绍和提供关于西洋火炮的新技术，西方耶稣会出于宏教的愿望，也极为有意将西洋火炮技术引入中国，以争取中国朝廷对传教工作的认可和支持。在所有来华耶稣会士中，以汤若望的铸炮业绩最为卓著，据载：1642年7月，崇祯皇帝通过兵部尚书密令汤若望铸炮：“要把七十磅重炮改为四十磅的小炮，所需材料铁、铅、红铜、技工，还有炮厂（设在皇宫内一大广场）都已备好，汤只得应命。……汤若望共造了二十尊大炮在离城四十里大广场上实弹射击。太监和军官们远远站着，不敢近前，发射一次成功，全场欢腾，采声四起。”（魏持《汤若望传》P162-P164，1949年商务印书馆）西方传教士除以军事学、火炮技术贡献于朝廷 ，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进呈，耶稣会士汤若望在清兵入关以后，在推介西方天文历算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与成就。中国历代王朝，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支配下，将天文历算视为通天和通神的重要工具，为此设有专门的机构钦天监等从事相关职事，中国的天文历算，不仅包含自然科学内容，也含有选择吉期等更要人文社会因素，明末利玛窦来华时，钦天监以两百多年未改之《大统历》屡推日食不验，利玛窦即建议大可籍西方天文历算之长为明朝推测天象，但未获准。崇祯二年。钦天监以《大统》《回回》历推算日食皆失误，大学士徐光启以西法推算独验，皇上乃命设立历局，命光启督修历法，徐光启引荐来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进入历局，推行改历行动，开明末西学东渐之先声。清军入关`后，汤若望仍籍西方科技服务于新朝，1644年9月出现日食，汤若望的比汉人及回回历官都准，年底清廷准用西法，由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监正，这样在短短数月之间，即废止了有近两千年传统的中国历法，开启了中国天文学史上的新时代。继汤若望之后，耶稣会士南坏仁由于精通西洋历法和铸造西洋火炮技术，再入钦天监掌管历法修订工作，且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康熙以南怀仁为密友，甚至于“当皇帝情绪不好时，只要一看见南老爷，情绪立刻就转过来了。”在南怀仁影响下，康熙对西学有了深刻印象，他把洋教士请进宫中，向南怀仁学习天文历算，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学习几何学，对西洋的地理、医学、哲学、音乐、绘画已无不涉猎。他曾两次差传教士回欧洲招聘科技人员来华，并希望教廷派精通天文、律例、算法、内科、外科人员来华。康熙学习西学，提倡西学，与把西学骂作“奇技*巧”的守旧派官僚不同，对西学采取较开明的态度，因而在康熙年间，西学东渐，洋为中用，曾一度蔚然成风。

明清之际，在一批注重学术教育的耶稣会士和中国信奉西教士大夫的推动下，在中国学界出现了一股西学风潮，它在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清新气息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保守人士的竭力反对，因为传教士们所宣扬的基督教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毕竟有着很大的差异和分歧，而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仅是传教士们传教的辅助活动，更基于传统的华夷之见，清初的保守派官员杨光先提出“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高调，向西方传教士发难，后由于西方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进而扩大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习俗和文化的歧异，1704年罗马教宗克勤门十一世发布上谕，明令中国信徒禁止祭祖祭孔，干涉中国内政，引起罗马教廷与满清王朝廷之间教权与皇权的对歧与冲突，到雍正皇帝时终于颁发了禁教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渐被禁止，由此开始了120年的禁教时期，经西洋传教士吹起的“西学之风”也渐趋衰落下去。

明清之际西方宗教借科学与学术面目的传播经历，西方传教士在宗教、哲学、语言、天文、舆地、数理、医学、工程、军事诸方面留存的种种著述，如流星过夜天，其影响总体上是微弱的，正如近人蒋延黻说的：“在朝廷方面 ——无论是明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和红衣炮。……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艺文著作里，能找到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蒋延黻选集》文台出版社1962年P536）但由这些热衷于宗教的传教士们带来的西学之风毕竟也产生过明亮的火花，给以八股取士制度下僵化陈腐的中国学界、文化思想界带来了一缕清新之气息。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辈有志于匡时济世的士人，接受了西方的信仰，也接纳了西方的学术，及西方宗教的献身精神，把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结合起来铸成了明清之际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特有的社会历史内涵，只可惜这些竟未在我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我国的文化依然保持了旧观，随着清朝的百年禁教历史，中国的知识界更加闭塞，迂腐和落后，这是文化的悲哀，也铸就了民族的悲哀。

2006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