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方正对联-贤良方正和贤良文学区别

1.盐铁之议是什么，发生于哪个朝代

2.汉武帝选官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积极作用？

3.我国古代有哪几种选士制度？请分别论述。

4.董仲舒的理论是什么？

5.我国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都有哪些?

盐铁之议是什么，发生于哪个朝代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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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而治

西汉初期，政府奉行“行仁义、无为而治”，虽然对商人有歧视性政策[2]，却对工商业很少干预[3-4]，因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货币经济也很发达。[5]至文景两朝，人民富裕，国家安定。[6]武帝即位后，外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内有建立大一统制度框架的需要，兼之武帝雄才大略，便谋划借助祖辈基业彻底解决帝国的长治久安问题。[7]大兴功业必然带来财政的吃紧，因而至武帝中期，国家开始对经济采取干预政策。[8]?

元朔年间，武帝设置“武功爵”，共值三十余万[9]；还专门树立了一个献财典型——卜式，号召百姓向国家捐献钱财。[10]?元狩六年（前117年），为应对财政危机，武帝任命孔仅和东郭咸阳为大农丞，实施盐铁官营，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并彻底垄断铁的专营。[11-12]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又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代理大农令，天汉元年（前100年）升为大司农。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经济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3-14]?

与民休息

由于武帝独奉行“有为”，对外征伐不断，兼之大兴功业和救灾[15-16]，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仅仅二十年后，国家财政就开始频频出现亏空。[17]同时，武帝时期施行的经济政策，虽然充裕了国家财政，却使一部分财富逐步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阶层的利益，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18]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众多次起义。[8]?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下《轮台罪己诏》，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恢复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19]这预示着经济干预政策又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朝着减少干预放松管制的方向发展。[20]?

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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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重，诏近臣托孤，加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桑弘羊，金日磾，上官桀共同辅佐幼主。昭帝即位后，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并行：一是以霍光为首，主张推举贤良、询问民情、免除田租，即“恤民政策”；一是以桑弘羊为首，坚持再开屯田、增强国力，所谓“富国强兵”政策。二者不但性质相反，而且渊源极深，前者为武帝末年政策的继续，其意合于标榜德治的儒家思想；后者则是武帝中期的积极政策，以增强国家权力为优先考虑，与法家的政治思想合拍。[8]?

武帝去世后，桑弘羊的理财政策并未随之废除。桑弘羊推行的一系列官营政策，由于国家几乎完全控制了生产销售和市场，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都对这些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和抵制。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不要管的太，而桑弘羊则坚决主张严管，二人的经济理念出现明显分歧。[21]?

始元四年（前83年），因昭帝立皇后一事，上官桀父子、鄂邑长公主与霍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桑弘羊为子弟谋官也屡屡被霍光拒绝。[22]于是，这几股政治力量就联合起来，试图推翻霍光的辅臣地位。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进一步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霍光开始酝酿盐铁会议，以使人们认识到这些理财措施的弊端和缺陷，并进一步从政治上打击桑弘羊，为压制桑弘羊提供社会舆论的支持。[23]?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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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流程

召集人员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杜延年向霍光建议“行文帝时期政策，提倡节俭、对民宽和”，霍光采纳[24]，诏令三辅、太常各举“贤良”二人，各郡国察举“文学”一人。[25]?

开始时间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抵达京师的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所选拔出的人才），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会议在京师隆重召开。[26-27]?

结束时间

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会议结束，历时五个多月。[28]?

与会人员

政府官员：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等。政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发言一百一十四次。御史发言十九次，丞相史发言十五次。

民间人士：贤良、文学，即“贤良方正”，共六十余人。贤良是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在某种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们都不是国家的官吏，而属于民间的知名人士。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贤良文学也是经过一定挑选的，并不是每个郡平均出人。[29]?

中间方：丞相田千秋，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的时候，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30]?

争论焦点

盐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31]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不仅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而且充分肯定了诸如抗击匈奴、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抑摧豪强和农商并举政策的作用。此外，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等问题，这次会议已成为汉武帝一代政治得失的会议。[32]?

经济政策

贤良文学全盘否定官营政策，指责盐铁官营、均输、酒榷等“与民争利”，并导致民风败化，把盐铁等官营视为民所疾苦的根源；主张让农民从事本业（农业），抑制末业（商业），即重农抑

桑弘羊

商。其本质则是抑制官商，即反对官营。他们认为盐铁官营之后，只注重产量，质量差，价格高，生产的农具多大而不适用；同时还存在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33-36]均输法推行后，均输官征收当地没有的物品，采取欺诈手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农民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和痛苦。[37-38]平推法的施行，导致物价上涨，出现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甚至囤积居奇的现象。[39]?

桑弘羊承认盐铁等官营事业，由于一些地方官不按国家规定的办法行事，造成了一些流弊。但他批驳了贤良文学们全盘加以否定的看法。他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且可济民救灾，有益于农民。如果政府不实施官营政策，增加收入，就要增加农民的赋税，反而更会加重农民的负担。[40-44]?

对外政策

对匈奴的政策上，贤良文学反对向匈奴用武力，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他们认为，匈奴远处漠北，对其侵扰活动，主要应用德化，多给他们点财物，与他们和亲，搞好双方的关系。他们认为汉武帝对匈奴进行的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几个好事之臣，故意夸大敌情，欺骗了汉武帝，挑起了战祸。这几次战争没有能削弱匈奴，反而造成了西汉国势的衰弱，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桑弘羊则主战，坚决反对和亲。他认为匈奴反复无信，屡次破坏和亲，侵扰边境，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强调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是成功的，击败了匈奴的大军，保卫了国家边境的安宁，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将会流传千古。[45]?

治国理念

对西汉独尊儒术后的统治政策，汉宣帝做过一个经典概括：“霸王道杂之”，具体做法就是德刑并用，理论渊源就是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相互结合，以儒学为主题，法家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吸收墨家道家和阴阳家等的思想。武帝独尊儒术后，为了达到恩威并用双管齐下的目的，大力推行“霸王道杂之”的政策。[46]

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特别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酷良，如杜周、张汤、王温舒等人，连法律也不顾，随意谄害无辜的群众，动不动就一人犯罪，株连全族，搞得人心恐惶，不安，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法治，坚信刑法可以止暴，特别推崇严刑峻法的作用。他认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励行法治，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针对贤良文学对一些酷吏的指责，他认为这些酷良都能作到以法治事，对犯法者雷厉风行地加以处决，毫不手软，所以在他们治理的地方，能作到寇止奸禁，取得良好的治绩。[8]?

义利之争

关于重义与重利导向的争论关系着对经济活动如何引导，决定着统治者的策略取向。贤良文学以儒家为旗帜，主张人性善良，不能只讲利，还必须有义的约束。坚持崇尚仁义才是真正的治国之本。[47]桑弘羊是以法家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主张重利轻义，认为人性自私，趋利避害，重利是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和赈济灾荒的需要，并明确指出财富是仁义的基础。[45]?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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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朝廷仅仅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借助贤良文学，应得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也使得官营政策有所收缩。[45]?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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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争论双方的观点对昭宣时期汉王朝的统治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主流上看，大权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坚持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将公田与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提出的“行仁政 ，以德治国”的意见。贤良文学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跃的力量。[48]?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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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之议的征兆参与人员之广泛、会议中讨论的自由度之高，都是汉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盐铁会议的本质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桑弘羊代表了全面肯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并希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而贤良文学则代表了否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全面地估价和修改。

贤良文学毕竟来自基层，他们虽然并不了解农民的疾苦，但是却知道一些汉武帝时期好大喜功的政策给民间造成的危害，所以他们的意见也反映了群众的一些呼声。这些也正是汉武帝发布轮台诏的原因。从桑弘羊来说，他一直在汉武帝身边，是汉武帝执行的财经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他对这些政策给封建国家带来的好处有深切体会，但对它给人民造成的危害，却很少了解。所以他在汉武帝发布轮台诏之后，仍然不认识过去政策在社会上激起的矛盾，而一味坚持汉武帝过去的方针，这是他思想落后于形势的表现。

霍光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显然不同意桑弘羊的意见，从他当政之后所施行的政策看，他是按汉武帝轮台诏的精神进行的，这就是他和桑弘羊在政见上的分歧所在。但是霍光也不完全赞同贤良文学全面否定汉武帝政策的看法，他没有接受贤良文学要求全部罢除盐铁、均输等官营事业的建议，而只是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他也没有采纳贤良文学主张对匈奴实行感化政策，放弃防御和抵抗，而仍然加强了边防建设。但是，霍光通过这次会议，利用贤良文学的激进情绪，批评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所以，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来说，是有利于霍光而不利于桑弘羊的。会议结束之后，给参加会议的贤良文学一个列大夫的官爵，就说明了霍光对他们的优待。[49]?

班固在《汉书》中评价盐铁之议说：始元中叶，朝廷征召贤良、文学，问以治乱之道，贤良文学都认为应该罢除盐、铁和酒的专营，重农抑商，阻止商人与民争利，然后才能教化天下；桑弘羊却认为这些措施是安定国家、稳定边境的国家大业，不可废除。双方在会议上争相诘难，议论颇为壮观。[50-51]?

宣帝时，桓宽根据会议记录整理为《盐铁论》，在序中他评论了与会人员的表现。他认为贤良文学英才辈出，畅谈六艺风化、治国之本，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中山人刘子推论王道、矫正当世过失，博学而文质彬彬；九江人祝生抒发愤懑、讥刺公卿，耿介而不畏强权。桓宽不赞成桑弘羊的观点，认为他执掌权柄，不效法先古，却崇尚争权谋利的策略，处非其位、行非其道；但对桑弘羊的与会表现却加以肯定，认为桑弘羊之术虽非正法，饱学之士却难以辩倒。同时，他还对丞相田千秋的明哲保身策略提出质疑，认为田千秋身为辅政大臣却缄默不言政事，虽全身而退却不值得称赞；对与会的下属官吏，桓宽批评他们不能辅佐主上，只懂得阿谀奉承，不值一提。

汉武帝选官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积极作用？

当一个朝代以人为本，懂得知人善用，更能不拘一格的提拔人才，哪怕这个朝代暂时并没有太强悍的实力，但也会为将来的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与现代一样，每一个国家的未来靠的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而决定这一点的是每个朝代或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人才。由此不难看出，人才选拔制度潜在的成为了国家发展的强心剂。

古代的选拔人才制度是众所周知的科举制。但是，对于汉代来讲，还没形成科举制，那么汉代著名的察举制度在一定程度却极具代表性。虽然，汉代的陨落与外戚误国、良臣无法权衡朝政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察举制给汉代带来的鼎盛与优越，以及后世的认可，甚至超过了之后历代王朝的科举制度。正所谓“德为先，能者上，行为善”，高瞻远瞩的用人眼光成就了汉代不可磨灭的辉煌。

西汉地图

一、察举制产生背景

汉代帝王中，西汉的众位帝王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尤其是对于社会最底层有志之士的挖掘。追其根本与汉高祖刘邦曾经的经历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由此，他也更加懂得顶层社会的卧虎藏龙。

西汉初年，为了迅速稳定根基不稳的新朝代，汉高祖要求各地方与边境地区纷纷举荐贤才，史称“求贤诏”，这也是察举制的雏形。在此之后，汉惠帝时期也曾发布“孝悌力田”的诏书，都为后来的察举制出台打下基础。汉文帝也曾两次下诏书向全天下招募贤才，更是促进了察举制的建立。

真正将察举制度形成汉代人才制度的帝王是汉武帝。当时的大臣董仲舒提出“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并由汉武帝正式确认，要求全国各地的官员都积极加入到举荐贤才的行列中，把选拔人才的制度固定下来。

虽然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很多方面还不是很完善，但是，以举荐为主的人才选拔制度已经建立，之后的历代统治者根据现状不断做出调整，但是，察举制以举荐为核心的理念并没有改变。

到东汉顺帝时期，由于官吏把持，察举不实。对于察举制的调整越来越倾向于考试复核制度，察举制的核心理念开始发生倾斜，同时，这样不断变动也为科举制的出现埋下伏笔。

汉武帝

二、察举制具体内容

察举制最核心的理念是把国家下设在各个地区的官员一并变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渠道，建立起人才输送管道，进一步拉近了底层有志之士与朝廷的距离。由此，察举制是自下而上的官员选拔，地方官员要根据乡里评议以及自身的考量，选拔出所在职能地区的人才，再将其推荐到中央，最后由中央考察再进行任命。在察举制刚刚确立时，国家人才奇缺，察举“孝廉”和“茂才”的人才都是直接授予官职的，之后，为了防止官僚系统膨胀对于人才选拔产生偏颇才逐渐加强了人才的复核工作。

根据汉代制定的举荐人才的时间节点，察举制被分为特举特科以及岁举特科两大类。其中，特举特科并没有固定时间要求，最重要的科目分为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明经、明法。岁举特科则有着固定的选拔时间，并且，主要的科目分为“孝廉”和“茂才”。

“ 孝廉”是“孝子廉吏”的简称。这一项人才选拔开创于汉武帝，也算得上汉代察举制的先河。“孝廉”的选拔则是全民性的，在职官吏与普通选拔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益，只要符合察举制要求的德行标准，就可以被举荐为“孝廉”。在汉武帝初期，孝廉“”名额规定为每个地区每年两人。东汉时期， “ 孝廉”的选拔政策进一步放开，按照各地人口比例来分配，偏远地区还会进一步放宽。

汉代推崇“孝、廉”

“茂才”原名秀才，东汉避刘秀讳，改称“茂才”，“茂才”相对比“孝廉”，选拔的是更加具备专业素质的人才。所以，要求的标准也比“孝廉”要高很多。西汉时期，“茂才”还属于特举特科范畴。东汉时期，此科目才改为岁举科目。但是，“茂才”的选拔数额没有“孝廉”广泛，一旦通过察举制，授予的官职也比孝廉的官职高出很多。

贤良属于特举特科范畴，选拔的人才十分有限。从此项目的重要性来看，贤良是汉代统治者随机选拔人才、针对性补充人才的有效措施。尤其在东汉时期，灾害面前，能够为朝廷献计献策、解救疾苦的人才都算是贤良。

除此之外，察举制还规定了一些专业性较高的人才选拔，被统称为“异科”。比如，司法方面的人才叫做“明法”，儒家经学方面的人才叫做“明经”，军事方面的人才叫做“勇猛知兵法”，最特别的还要属精通阴阳灾异的人才，叫做“道术”。当然，察举制还可以随时根据国家的需要临时设立选拔科目挖掘人才。

汉代选拔察举制选拔

三、察举制对于汉代的推进作用

一些后人对于汉代察举制的评价并不高，在他们看来，并没有完全标准的制度确立，对于考核人才有失客观性。如果要评判察举制的优劣，一定要放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看。

经过历史变迁，汉代发展的全过程都证明了察举制最适合汉代社会各方面百废待兴的发展需要，也是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尺度放开选拔人才的一次大胆尝试。

从推动汉代发展的层面上讲，察举制度有效的推进了汉代社会的发展。从要求各地官员积极举荐有志之士来看，扩大选官范围对于促进社会稳定、缓和各阶层矛盾效果明显，参与国家政治不再局限于高不可攀的贵族、官僚，由底层百姓选拔而来的官员，提出的政治意见会更加针砭时弊。

察举制中，很多科目需要被选拔人才熟知儒家经典学说，换句话说，在当时，只要人才能掌握儒家经典，就很有可能通过察举制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更加的潜移默化引导着国民崇尚儒学，不需要硬性的灌输。

崇尚儒学

察举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多样化的人才会保证国家的稳步发展。对于一些在某一方有着突出建树的人才来讲，硬性的考试制度可能会将这一部分人才拒之门外，最终导致人才的埋没，而察举制却在国家层面上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些人才的留存，意义深远。

除此之外，影响最为深远就是汉代出现的察举制为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因为汉代十分重视察举制也确定了很明确的规定、要求，对于后世选拔人才的制度建立起到了特别好的榜样作用。

四、察举制的利弊同存

看过了察举制度的各方面优势，我们还要清楚的知道，虽然制度如此优越，但是抛开选贤任能、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等种种光环，察举制本身存在着难以突破的局限性。在选士制度中尚属初级阶段、受人为因素影响严重、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简单化特点，再加上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选官制度仍然不可能摆脱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察举制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因为，看似公允的察举制度，真正的选拔权依旧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汉代之所以鼎盛一时，因为统治者对于政局的把握理性、客观。在汉代末年，统治者的无能与重用外戚一样让察举制度发生偏颇，更成为毁灭汉朝的一把利刃。

究其根本，察举制会在明智的统治者手中发挥积极作用，也会在无能的统治者手中成为朝代灭顶之灾。尤其以东汉为例，统治者发现察举制成为了官场徇私舞弊的途径，再度加强复试的重要也已经为时已晚。所以，一个国家，统治者对于人才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才能决定其人才选拔制度是否具备先进性。

人才选拔

结语：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人的重要标志，也为后人提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要性。当然，但从人才选拔方式来看，察举制具备了古今所有人才选拔的优势与劣势，开放的核心理念值得后人传扬。与其说，察举制是汉代崛起的法宝，不如说察举制成为了中国发展进程最有效的助推器，值得后人反复研读以及其精髓的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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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华《汉代察举制之以德选官》

· 刘园园《汉代察举制探析》

我国古代有哪几种选士制度？请分别论述。

朝代 选官制度 依据

汉代 举孝廉 各地各级官员推荐孝敬父母并且有才干的人，出仕为官。

魏晋 九品中正制 按照士族阶级的出身门阀，决定官职的高低。

隋唐 科举制 通过科举考试，择优取仕。

选官制度 朝代 名称等次 程序 举行时间 科目内容 任用 利弊得失

察举制:

西汉 孝廉 岁举 每年一次 举孝、察廉 孝廉多在郎署供职，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秀才（茂材）多为地方县令。贤良方正依对策情况，在地方任守相，在中央可任博士、大夫、列卿。 选举了大批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但为大官僚把持，形成门生故吏集团。

秀才 诏举 不定期举行 策问当时重大政治、经济问题。

贤良方正

（贤良文学）

东汉 孝廉 岁举 每年一次 举孝、察廉。

茂材（秀才）

贤良方正 诏举 不定期

九品中正制:

魏晋

南北朝 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品 郡中正品评郡内士子，定九品，呈送州。州中正审核士子评定，送吏部待用。 中正品第每三年品评更定一次。 品评士人依据其家世资历和士人的行能。 依据品第授官。品高则官高，品第则官低。 初，由于政府坚持“贤有识鉴”标准，中正官能认真品评人物，起到积极的选举人才的作用，但最终形成重家世、轻才德的风气，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形成门阀政治。

科举制:

隋、唐 常举 举人（头名解元） 国子监试 每年春天 明经科试儒家经学；进士科试诗、赋和时务策。 举人可以参加试官，后可转正，任州县正职官或授教职。

府试州试 每年秋天

进士（头名状元，分甲第和乙第） 省试、殿试（武则天始） 每年正月 进士经过铨选任官，始以秀才科为贵，后代以进士科。按甲第、乙第授官。

制举 举人 荐举 时间不定 以试策为主，重在政治见识，辅以文学。 高等由中书、门下直接授官，次等给予出身，等待铨选。

头名敕头

五代

、

辽

、

宋

、

金 常举 举人（头名解元） 国子监试、府试、州试 每年秋季 经学、文学并重。理学在经学中开始占主导地位。 任府、州官或任教职。 科举制打破门第观念，在较广的范围内，依据国家需要选拔各地的优秀人才；但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它越来越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头名省元，亦名会元 省试（金称会试） 解送试后第二年正月或二月

进士（头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殿试 省试后，一般在三月 诗、赋制策。 进士及第直接授官。

制举 举人 荐举 时间不定 以制策为主，兼以经义。 士人授官；官吏升迁。

头名敕头 廷试

元 举人（头名解元） 乡试 每年秋天 试经义和制策 考中进士有作官资格，蒙古人授六品官；色目人授七品官；汉人授官从七品。

贡生（头名会元） 会试 乡试的第二年二月

进士（头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殿试 会试的次月

明 秀才（头名案首） 县试、府试、院试 每年一次 以四书五经为主，试经义制策，定以八股文。 国子监生经特许任低级官员。

举人（头名解元） 乡试 子、卯、午、酉年秋天 贡生、举人或授以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职官，或就教职。贡士官职略高。

贡生（头名会元） 会试 乡试的次年春天

进士，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头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为传胪。 殿试 会试的次月 试四书五经及时务策。 一甲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探花、榜眼授编修。二、三甲授御史、给事中、县令等官（正七品））。 明清时期以八股取士，科举制弊端更多，最后不得不废科举兴学校。

<br>清 常科 秀才（头名案首） 县试

府试

院试 每年一次 以四书五经为主。 秀才无资格授官

举人（头名解元） 乡试 子、卯、午、酉年秋天 举人、贡士做知县或教官，考取学校教职后亦可议叙官职。

贡生（头名会元） 会试 乡试的次年春天

进士（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头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为传胪。 殿试 会试的次月 试四书五经及时务策。 一甲授翰林院庶吉士；二、三甲授御史或县令等官（正七品）。

特科 博学鸿儒、孝廉方正、经济特科 殿试 不定期举行 试以时务，经济策略等。 授予翰林院官职

董仲舒的理论是什么？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一公元前87年)是景帝刘启的第九个儿子。公元前140年，景帝病逝，刘彻即位，称为孝武皇帝。汉武帝是一个颇有建树的皇帝，尤其他所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汉武帝即位的那年冬天，他曾下诏朝廷大臣以及全国郡县官吏举荐“贤良方正”，敢讲真话、直言不讳的人，以便征询朝政的得失。这些人聚集京城后，丞相赵绾上书说：“下面举荐来的人，有不少信奉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法学，纵横家学说，他们的言论可能乱国乱政。请皇上把这些人全都罢免掉，打发他们回原籍去。”赵绾的建议很投合他的心意，并且得到朝中大臣王臧等人的支持，于是他断然采纳了赵绾的意见。第二年，汉武帝再次下诏各郡县举荐孝廉。不久又下诏举荐贤良方正和贤良文学。董仲舒就是这个时候以“贤良”身份向汉武帝提出他的“天人三策”的。

董仲舒认为：道来源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子必须服从天道。这个“天道”就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尊卑秩序是永恒不变的。另外，董仲舒还根据“春秋大一统”之义，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同时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全国臣民的思想。

董仲舒的理论极富迷信色彩，而汉武帝恰恰是个极讲迷信的人。他那“大一统”主张，又正好投合汉武帝大权独揽的权力欲望。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设置“五`经博士”，专门对“弟子员”讲授儒家经典：《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弟子员只要学通一经，经过考试，便可做官。这样一来，研读儒家经典就成了知识分子做官的主要途径。从此，诸子百家的学说被冷落、排斥了，儒家学说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宗，儒家思想也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我国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都有哪些?

1、世卿世禄制

根据《史记》记载，我国最早的人才选拔制度应为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具有很大的缺陷性，因为该制度本质上是为世族阶级服务的，这就导致寒门子弟根本难以通过该制度翻身。

之后，随着西周宗主地位的衰弱，世卿世禄制度也开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荐举制以及军功制。

2、荐举制

《左传 昭公十七年》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段话：“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大致意思是说教育开始逐渐地普及，这也是荐举制产生的主要原因。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实力，便不再如昔日世卿世禄制一样只提拔贵族子弟，而是不管出身贵贱，依照能力来安排官职。

于是许多人便或毛遂自荐或被他人推举，步入到了仕途之中，比如说诸位很熟悉的荆轲，他便是被人推举给太子丹的。《史记》有文可证：“田光急见荆轲，言举荐之事，荆轲应之。”

3、军功制

与荐举制同处一个时期的还有军功制，这种制度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统治者为了激励百姓从军，也为了能选拔军事人才，提高本国军事实力所设置的一种选拔制度。战国时不少士兵便是通过军功制一跃成为将军，甚至名垂千古，最为著名的便是长平之战坑杀了四十万人的白起。

客观来讲，这两种制度即使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极难挑出毛病，它们皆是符合时代背景的产物，为日后中国人才选拔制度开拓了一个新方向。

4、察举制

待到秦汉建立后，便在荐举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察举制度。《文献通考 卷二十八 选举考一》记载：“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察举制跟荐举制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更加专业化官方化，是需要地方向中央推举人才，并且人才还要接受考核，没有荐举制那样随意。因为察举制的考核很注重品行，所以也有人称其为“举孝廉”，汉光武帝刘秀的叔父刘良便曾是举孝廉出身。

值得一提的是，察举制虽然为士人为官提供了途径，但却依旧被贵族阶级所掌控。许多察举出身之辈，并不是真的品行高尚才华横溢，而是买通了考察官，或是背后有官僚阶级的支持。对于这种情形，甚至有史学家称“一场作秀的察举”，足以见制度背后的腐败。

5、科举制

之后，便是古代实行时间最长，也是最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科举始建于隋朝，后来唐朝对其加工完善，历朝历代进行一些改动，继续沿用下去，一直到1905年时，这项制度才被废除。科举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故有学者认为“科举即是古代的高考。”

唐朝时，科举考试流程则为乡试---省试---吏部复试，主要分为常科以及制举两类。北宋时，科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将考试程序进行了改革，把吏部复试改为了殿试。

并在此之后成为北宋的定制。除此之外，为了防止考官舞弊，考试后一律将卷子密封，把考生的名字所遮掩住，并且不允许在卷子上留有特殊印记，有些类似于如今的高考阅卷。

而且为了得到更多人才，北宋也对科举进行了扩招，根据《宋史》记载，宋太祖在位期间便录用了近万人的科举取士，远比唐朝要多。这跟宋朝重文轻武的制度是有所关联的，正因此，才有学者发出：“宋朝是读书人最幸福的一个朝代”这样的感慨。

元朝时，科举经常停考，并且并无太多新意，在此就不多做叙述。明朝时科举有了新的变化，它开始跟学校制度结合起来，想要参加乡试，就比如成为各级行政单位的生员亦或是国子监的监生。

并且，明朝的科举考试的流程也进行了一些小修改，将省试换为了会试，在乡试之前还加入了一个县府院试。清朝时则是沿袭明代，几乎没有任何改动，只是使学校制度跟科举制度完全融合在一起，并把县府院诗改为了童试。

科举制度相比较之前的几个选拔制度，其优点不言而喻。它帮助了更多寒门子弟进入仕途，让士人看到了一条光明大道，也给国家带来了太多人才，著名的爱国诗人文天祥以及一代文豪苏轼便是科举进士出身，还都是二十岁考上进士的学霸人物。

不过科举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还是做不到如当今高考一样绝对的公平，不少地方的考试依旧有舞弊现象，甚至就连最重要的殿试，也完全是看皇帝心情而定。并且科举太过板，尤以清朝的八股文最束缚士人思想，这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人才的损失。

扩展资料

隋唐科举的积极意义：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有积极意义：剥夺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通过科举考试，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仕途，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百度百科-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