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过迁善从不嫌迟-改过迁善是谁的思想

1.《学记》中的教育教学原则的具体内容

2.请问《了凡四训》为那四训

3.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4.道德伦理提问3

5.孟子的“王道”与“仁政”学说。是怎样的啊

《学记》中的教育教学原则的具体内容

（1）豫、时、孙、摩。《学记》总结了长期教育、教学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概括出“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的重要规律。“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而后禁，则扦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2）长善救失。孔子曾经提出过“改过迁善”的思想，偏重于强调在道德教育中要善于克服自己的缺点，学习他人的长处。《学记》则把这—思想发展为教育和教学的一项比较普遍的原则。“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也。”

（3）启发诱导。《学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启发教学思想，进一步概括了如何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宝贵经验，指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4）藏息相辅。《学记》认为正课学习与课外练习必须兼顾，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故君子之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

（5）教学相长。教与学是教学过程的两个方面，教与学是紧密联系的，互相促进的。“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这里主要是从教师的角度提出的，要求教师在教人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学习，从而推动自身素养的不断发展。后人则把教学相长进一步引申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双向活动。

请问《了凡四训》为那四训

《了凡四训》的四训分别为：《第一篇 立命之学》、《第二篇 改过之法》、《第三篇 积善之方》《第四篇 谦德之效》。

《了凡四训》为明代袁了凡所著训子善书，阐明“命自我立，福自己求”的思想，指出一切祸福休咎皆自当人掌握，行善则积福，作恶则招祸；并现身说法，结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以自身经历体会阐明此理，鼓励向善立身，慎独立品，自求多福，远避祸殃。该书自明末以来流行甚广，影响较大，此白话绘图本的出版当有助于阅读了解，于个人品德修养与世道人心改善或许不无小补。

扩展资料：

该书是一本种德立命、修身治世类教育书籍。是书成于公元1602年，全文分四个部分。作者为明代袁黄，字坤仪，后改名了凡。其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改变命运的过程。原本为教训自己的儿子，故取名《训子文》；其后为启迪世人，遂改今名。

在《了凡四训》里，袁了凡以其毕生的学问与修养，融通儒道佛三家思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大量真实生动的事例，告诫世人不要被“命”字束缚手脚，要自强不息，改造命运。

参考资料：

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一．有教无类，诲人不倦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光辉的思想，应该是"有教无类"。在孔子之前，贵族阶层垄断了文化教育权，平民阶级没有受教育的可能，教育仅仅是局限在最高统治阶层范围之内的事，办教育的目的，也只是为统治者培养接班人。学校的贵族化，阻碍了文明的普及与发展，也扼杀了平民百姓的求知欲望。 孔子从三十岁左右开始，便打破历史的陈规，创办私学，明确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思想。他认为，凡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而从善，应该一视同仁地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不能被贵族所垄断。这一教育思想的提出，开创了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创举，也是人类教育史上一项很有**意义的突破。孔子所创设的私学，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与"学在官府"相对立的"学移民间"的划时代的标志。 "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一生教育实践的总结。他不分阶级，不分贵贱，不分地域，不分贤愚，只要虚心向学，"自行束修（十条干肉）以上"，他一律谆谆进行教育（《论语·述而》）。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南宫敬叔和司马牛外，其余多出身贫贱。 孔子从办学开始，直到73岁病逝，即使是在鲁国从政（任大司寇等职）和周游列国的十几年中，也没有中断过他所酷爱的教育事业。他坚持不懈地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发展私学，用一生的心血和生命，谱写了成效卓著的教育事业的凯歌，在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一个人几乎用了成年之后的所有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这么多有用的人才，真可以称得上诲人不倦了。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自古以来人们对孔子的称颂，也是孔子高尚师德的主要内容。孔子经常以此来要求自己。当他的学生以"圣"和"仁"来称赞他时，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孔子教育学生，不但诲人不倦，而且毫无隐瞒，因而赢得学生们对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了，学生们如同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守孝三年。子贡深得老师器重，师生之情胜过父子，他为孔子守墓长达六年。有这样诲人不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 二．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在教育教学方面，孔子有许多发明创造。其中有些创见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仍不失其真理的意义。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就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 由于孔子在教育方针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招收学生时也做到来者不拒，这样，学生之间，在年龄、性格、爱好、智力、能力、品德、知识基础、学习态度以及意志力等方面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孔子曾对有的学生作过评价：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子路》） 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同上） 由此足见他对学生们的了解。为了使不同的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长，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在教学中 "因材施教"。 以《论语》中孔子对学生请教"仁"的不同回答为例，就可说明这个问题：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十二）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同上）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同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十七）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他心目中的最高道德标准。五个学生请教这同一问题，孔子的回答针对每个人的特点而各不相同。颜渊是孔子的学生中对他的思想理解得最好的一个，所以孔子对他的回答比较深刻、抽象，涉及到礼与仁的关系。仲弓即冉雍，有为政的才能，孔子认为他"可使南面"（《论语·雍也》，意即可以做一个地方的长官），所以当仲弓请教仁德时，孔子的回答就侧重于仁德在为政中的应用。司马牛"言多而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告诫他仁德的人话不多，说起话来好像是迟钝的样子，以此来纠正他性格上的偏差。樊迟的理解能力比较差，所以孔子对他的回答比较具体，告诉他仁就是要爱别人。子张有时过于偏激，办事情好走极端，这种人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则显得不厚道。所以当他请教仁德时，孔子讲得比较具体细致，告诉他如何与人相处。 再看一个事例：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曰："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这一章具体阐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宋朱熹对此注释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才。"（《论语集注》）同一问题，由不同的学生提出，孔子针对冉有和子路不同的性格特点，用扬长避短的方法来完善他们的德业修养，为后人提供了一堂生动的因材施教的示范课。 孔子进行教学活动的特点，是能够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他们智力高下的不同"因材施教"。根据这一原则，他深入了解学生们不同的志趣、智慧和能力，掌握每个人的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他把较为出色的学生分为四个专业：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 孔子因材施教，所以弟子各有所长。他划分专业，分科教育，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有首创之功。 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对于如何传授知识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进行了探索和总结。 传统教育偏重于记忆和理解，因此在教育方式上注重填鸭式的灌输而忽视启发式的引导。它把学生摆在被动接受的位置上，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能使学生的创造精神得到发挥与培养。这种教育方法违背了人具有创造能力，希望实现自己才能的本性。久而久之，必然使学生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与压抑，跟不上的学生就会对学习失去信心，失去兴趣，就会感到学习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甚至会失掉好学上进的品质。其实，这种倾向与孔子的教育主张和实践也是大相径庭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这是颜回多年追随孔子学习的切身感受，他总结概括了孔子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

道德伦理提问3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将先秦儒学改造为汉代新儒学，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其教育思想来说，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因此，对董仲舒的德育思想进行深入地研究，挖掘其精华，批判地借鉴吸收，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一项工作。本文从董仲舒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德育内容、德育方法三个方面试做探析，以求对我们今天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一、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性三品德育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对人们施加道德影响的一种社会活动。活动指向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目的是要使其接受所施加的道德影响。进行德育的根据在于：对于人的外在教化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而对于外在教化可能性、必然性的论证则是指向于对与人性的探讨，因此，对于人性的探讨便成为各种德育理论的逻辑起点。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首先看到了人性的内涵，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他们从各自的人性论出发，提出了系统的德育理论。董仲舒对先秦儒家的人性论进行了扬弃，他糅合性善、性恶说，认为人性是有善恶品等的，提出了性三品说。从而为自己的德育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下面我们看他是如何从性三品说出发进行论证的。 董仲舒认为人性可以分为三种，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最上等的是圣人之性，“圣人过善”，其性“不可以名性”，圣人凭借生来而具的过善之性，“承天意”、“法天”从而教化万民。在人性的形成和教育的关系上，对于天子是无关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圣人之性的解释，董仲舒持人性不变的观点。在圣人那里，善不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而是一种已经实现了的现实人格。因而，外在的教化是多余的。 “性三品”中最下等的是“斗筲之性”。董仲舒视之为“又不可以名性”而低于“万民之性”的下品之性，是纯恶之性。“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何足数哉，弗系人数而已。”（《尧舜不擅移》）在他看来，“斗筲之民”作为恶的化身，不具有任何成圣的可能，属不可教育的纯恶之徒，对待他们只有采取外在的刑法加以强制。

除了极少数的圣人和“斗筲之民”之外，占多数的乃是“中民之性”。“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实性》）“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深察名号》）因此，

董仲舒对于人性和教育的关系探讨，只是针对“中民之性”的人而言的。 他认为“中民”在生来的本性中既有善质又有情欲。“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仁贪之气两在身”。（同上）民性中同时存在着贪仁两性，但是它们都是潜在的，“仁之气”虽不是现成的善，只是善的基因，但可以培养成善，因而是一种肯定性的潜能，规定了主体向善的人格发展。情欲乃“贪之气”，任其成长即表现为恶，因而是一种否定性的潜能，抑制了善的走向。正是人性中所包含的否定性的潜能，使善的德性的形成不能仅仅依靠主体自身的能力，还应借助主体之外的力量，“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而若“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实性》）总之，先天的潜能只有和后天教化相结合，才能成善、成人。由此，董仲舒扬弃了孟、荀二者之弊，以其性善情恶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了人性发展的先天性潜质，通过对外在教化可能性、必要性的强调，奠定了他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必须指出的是，性三品说作为一种抽象的人性论是错误的，董仲舒不懂得人性是活动于现实中的人的特有的规定性，善、恶作为道德评价，是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不懂得人性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而发展变化的道理。但是，他对为什么要对人要实施道德教育，人能不能获得善性的问题，做了合乎逻辑的回答。肯定了德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识德育的价值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德育内容 对于德育内容的设定是道德教育的基础，董仲舒为维护汉王朝封建等级制度而施行的道德教化对其内容也进行了系统的、创造性的阐述。张岱年先生说：“封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是由董仲舒确定的。”〔1〕这个基本道德原则就是“三纲五常”。 先秦儒家曾在宗法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伦关系中概括出五种基本关系，即所谓“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董仲舒则把君臣、父子、夫妇这三伦绝对化、神圣化，归结为“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且以他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故臣兼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 …… 王道之三纲，可求与天。”（《基义》） 在阐述“王道三纲”的同时，董仲舒又详细说明了与之相应的是“五常”，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

。”（《汉书·董仲舒传》）以仁、义、礼、智、信五种恒常的道德观念配合“三纲董仲舒讲述五常之道，在先秦儒家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新的发挥。他发挥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阐述了“仁”的思想，在《仁义法》中，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义。”因而统治者们不能“以仁自裕”，而应该“博爱而亡私，布德实仁以厚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仁”的思想即是要求积极培养人民的仁德，教导人们真正地力行爱人，特别是要敬上爱君。在教导人们“以仁义安人”的同时，他又随之提出了“义”的道德观念及其行为规范，他说：“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仁义法》）这就是说要纠正不宜的行为，使之归之于宜，而纠正行为首先应该由自己开始。对于义利关系，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身之养莫重于义》）这就明白地阐述了物质利益的利和精神追求的义对人的重要性。但他仍然继承着以义制利的儒学传统，主张“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同上） 为了切实和具体的维护封建之道，董仲舒提出了“礼”的规定与要求，“ 礼”就是封建社会各种典章制度和生活规范。他在向汉武帝的对策中说：“王者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又说：“礼者 …… 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汉书·董仲舒传》）在礼的教育上，他还强调礼的实践意义。他一方面要求汉王朝百官贵族严行封建等级之礼，要“成之以礼乐”而为君子，做到“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天道施》）另一方面，要求“节民于礼”，“使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强调实行礼教而防民乱的作用。 董仲舒在五常之道中还特别强调了“智”。他解释了“智”的含义，“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以为得，其所以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于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事，其事不当，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绝世无复，残类灭宗，亡国是也。故曰，莫急于智。”（《必仁且智》）在这里，智表现为理性，董仲舒认识到“智”的指导对于行为的积极意义，高扬了理性精神。 “信”作为一项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信念，也是“五常”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发挥了孔子“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的思想，阐述《春秋》大义，说：“《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楚庄王》）又说：“《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为人臣者 ……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致养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忠也”，

（《天地之行》）要“至忠厚信以事其君”。（《五行相生》）“信”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其实质是要求人民信从其剥削和奴役。“三纲”与“五常”作为封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包含着许多不合理的因素，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积极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批判的加以继承。“三纲”是适应封建专制体制的需要而确立的，是对人伦关系的绝对化，是消极腐朽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而失去合理性，被人们所抛弃。而“五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心民意，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对于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虽然随着社会的变迁其内涵发生着变化，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异化，但其中包含的基本精神却有普遍的意义，广泛的适应性，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一）“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仁”、“义”作为德育的两种基本方法，

董仲舒区分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仁义法》）“仁之法”旨在爱人，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同上)又说“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必仁且智》）从中可以看出“仁”强调的是爱人。

而义之“宜”在于“正我”，他说：“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仁义法》）这是教导人们修己待人的态度，重视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为善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身先示范，“自攻其恶”，“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同上）从思想实质来看，无论是“仁之法”还是“义之法”都是为了调解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而提出的。但作为道德原则符合德育规律，对于广大的德育工作者来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是我们今天的德育工作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 董仲舒强调“明道”，他说：“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道不谋其功。”（《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即是坚持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任何现实的功利得失都不会影响和动摇自己的人生追求。董仲舒所强调的“明道”，实际上成为了封建统治阶层的统治工具，它将纲常伦理视为人之本性，片面的强调理性的生活，压抑了人的真实自然属性，使德育成了人性的枷锁，异化为教育人去容忍专制统治的教条。我们今天的德育就要走出这个误区，在重视人社会属性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人的自然属性。“现代德育要走出困境，就应回归生活，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的根基。因为生活世界是蕴藏着丰富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它在形式上似乎表现为平凡、琐碎和世俗，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却泛化地存在于其中，人们在具体的生活中能够探询和感悟到其中的乐趣、价值和意义；……。”〔2〕

董仲舒也十分立志的重要性，说：“《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 …… 礼之所重者在其志。”（《玉杯第二》）要求人们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养成坚强的意志，做到“至诚遗物而不与变，躬宽无争而不与俗推”。（《天道施》）同时他要求人们的道德修养并不只是停留在认识上，更应积极行动，在行道的过程中，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他提出的“进善去恶”、“改过迁善”、“反道以除咎”、“积善累德”等思想，揭示出了德育的一般方法和规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孔子开始，仁与智的统一，便构成了儒家人格境界的一种基本思路。董仲舒继承了这一思路，他说：“不仁而有勇力才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佞给，则迷而乘良马也。不仁不智有才能，将以其材能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 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必仁且智》）在此，可以看出董仲舒的仁智统一是以仁为体，以智为用，智从属于仁，其作用是行仁。比较辨证地看到了德育和智育的辨证关系。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学科兴起。人文教育的弱化，重智育而轻德育的倾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科技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和舒适的同时，也由于非人道的使用，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各种社会问题以及人类精神领域的种种危机也日益凸现。这些都警示着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严重偏向科学、忽视人文的畸形教育。因此，当代德育的建构应重视人文精神，正确处理好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矛盾，注重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如果剔除仁智的封建性，董仲舒德智统一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德育工作仍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总之，董仲舒的德育思想博大精深，它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道德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进一步继承和发掘董仲舒德育思想中的精髓，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推进全人类的文明进步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对的，因为资本的本质和根本目的是追求价值增殖，他不是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资本为了利益可以怎么样铤而走险甚至上断头台吗？既然价值增殖是资本的目的，那么利益当然就是资产阶级道德观的根本原则了。 这只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中推断出来的，我觉得从现实角度来看只能算作一家之言。但是考试还是要这么写，因为我们信仰的就是 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学科兴起。人文教育的弱化，重智育而轻德育的倾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科技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和舒适的同时，也由于非人道的使用，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各种社会问题以及人类精神领域的种种危机也日益凸现。这些都警示着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严重偏向科学、忽视人文的畸形教育。因此，当代德育的建构应重视人文精神，正确处理好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矛盾，注重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如果剔除仁智的封建性，董仲舒德智统一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德育工作仍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学科兴起。人文教育的弱化，重智育而轻德育的倾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科技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和舒适的同时，也由于非人道的使用，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各种社会问题以及人类精神领域的种种危机也日益凸现。这些都警示着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严重偏向科学、忽视人文的畸形教育。因此，当代德育的建构应重视人文精神，正确处理好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矛盾，注重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如果剔除仁智的封建性，董仲舒德智统一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德育工作仍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孟子的“王道”与“仁政”学说。是怎样的啊

孟子和他的王道

春秋末期，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逐步确立，广大被剥削阶级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尤其是奴隶，农民等劳动人民，重重的政治枷锁套在他们身上，战争，压抑，管制，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们无法喘息，这引发了广大仁人志士的深切怜悯。究竟人民与君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人民与君主在国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孟子继承了儒家思想，用他的王道学说回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他的这一学说，把孔子的仁政思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礼崩乐坏”的尴尬

孔门弟子3000，可谓桃李天下，孔子后，儒家逐渐蔚为大观，孟子无疑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被后人尊为“亚圣”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孟子“道既通”满怀希望的踏上游宦之路。 辗转于齐、宋、鲁、腾、魏。从孟子的生平及其交游看，他很早就成为了一个名士，长期周游于列国，在列强最高统治集团外面转悠，宣传他的仁政思想，他这种宣传也仅仅是止于“转悠”。这个时候，各个诸侯正忙于群雄逐鹿，哪里有心情听他的所谓“仁政”这些话顶多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并不顶用。

孟子继承并且发扬了孔子的社会批判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是：“一治一乱”圣王在世，天下太平，暴君在位，天下大乱。“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民无所安息”发展到今天“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目前正处于一个空前的衰乱时期，孟子为之痛惜不已。

除此之外，孟子还对当时连绵不绝的战争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今夫天下之人牧，为尝不嗜者。”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争地以战，盈野，争城以战，盈城。”这样的乱世，他也不恤愤怒的呐喊：“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以天下为己任，把改造社会视为自己的责任所在，他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既然历史的发展是“一治一乱”乱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圣人出现，天下自然会太平下来。 他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却也容入了自己的希望。

“王道”学说及其实现

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两大内容是仁与礼孟子更多的继承了孔子学说中“仁”的学说。

那么何谓“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与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互为表里，而二者合起来就是“道”。“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灵魂，他从各个方面反复对仁进行阐释与完善。

孟子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称之为“四端”。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基础，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其作为孟子社会理想的支撑点，在两个方面同时显示意义。

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作为统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是件轻松易举的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统治者要施行“仁政”。为政必须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灭亡。仁政是孟子政治学说和他的社会理想的最基本内容，而性善论则做为其内在的依据做着最好的阐释。通俗一点的说，在孟子看来，正是由于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统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实现的可能。

仁政的理想最终指向了“王道”，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辟地阐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 不入 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无憾也。养生丧无憾，王道之始也”。

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虽无憾，这就是“王道”。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大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会政治；二是比较完善的伦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复地进行论述。

齐宣王曾向孟子请教“王政”。孟子的答案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择梁无禁，罪人不 老而无妻为鳏，老而无夫为寡，老而无子为独，幼而无父为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谓的王政，除了轻徭薄役，减少刑罚之外，还把对鳏寡孤独，穷民无告者的深切怜悯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仁政”首先得把这些考虑进去。

孟子情形地认识到若要使一个国家的百姓有“恒心”则国家必须有“恒产”否则则四民不安。“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亡。”人们首先能活下来，然后才能言及仁义，这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竟然有某些互通之处。因此孟子特别提醒国君们要注意本国的经济生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豸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其天，勿夺其田，数家之口可以无饥矣”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八口之家，耕织并重，不夺农时，减轻剥削，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乐土。

仁政是王道学说的中心思想与先决条件，孟子不断地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上进行探讨。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也把孝作为“仁政”的根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他指出：“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守身与孝顺父母是根本，一切都应该由此入手。

孔子的仁爱主张在孟子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发扬光大，从而进入了“王道”的阶段。与孔子的仁爱比较，基本精神虽然一致，内容却更加丰富全面。孟子的许多设想要比孔子细致精确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杰在位，赏罚分明，赋税徭役适度，人民丰衣足食，于是对国家也就出于内心的拥护：“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为了这一理想的实现，孟子劝导人民依礼而行，请求统治者爱民亲民，扶植小农经济，减轻农民负担，这就是王道学说的基本内容。